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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秋初，我7岁，第一次迈入校门，进入学堂。
那些年东郭小学还未开设幼儿园，有的只是一个替代品，叫做“学前班”，只有一位教师，名叫史会琴，教授我们读写拼音以及认识阿拉伯数字。
我至今还记得这位“启蒙老师”长什么样儿，高个子，长头发，身材偏瘦，但骨架子很大，长腿长胳膊。高颧骨，显得很是严厉，厚嘴唇，显得很是刻薄。
我至今还记得26年前的一个中午，大家都在认认真真地写作业。她斜靠着教室门，立在阳光里，很是慵懒。当我上交自己的作业本，她略略地翻开，轻蔑地笑了下，扬起眉毛大声说道：“你写的这个‘i’怎么跟你妈纳的鞋底一个样儿？”
教室内顿时哄堂大笑，暖暖的，灰尘在倾斜的几尺见方的阳光内不住飞舞。我虽然是个小孩子，但也觉得不好意思，尴尬，羞耻，臊了个大红脸，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毕竟除了猴子样的男同学，还有仙女般的女同学嘛。
我敢肯定的是，她绝对没见过我妈纳的鞋底——她只是想羞辱我而已。
那时候拼音字母写在四线三格的32开本子上；那时候学前班的课桌板凳和其他班级并不一样，矮矮的米黄色的桌椅。邵寨塬上，有靠背的坐具叫做椅子，没有靠背的坐具叫做凳子。再小一点的呢，就被叫做杌子；那时候教室全是统一规格，坐北朝南，南面墙上前后两个门，三个玻璃窗，北面墙上还有两个又小又高的通风窗，让我想到了鲁迅先生在《故乡》里写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那时候我记得桥子屲有个同学名叫郭正龙，我们玩多人游戏“压摞摞”，最后惊动了班干部和老师，才把郭正龙从最底下“解救”出来，他被吓得脸色苍白，哇哇大哭。我们所有参与者则被教训了一顿，站成了一排，耷拉着脑袋。
那也是我的人生记忆中最后一幅关于郭正龙的画面，不久之后，他跟着父母举家搬迁到城里去了，从此再也不能相见。
班干部是谁呢？东郭村南沟社的王文虎，跟我同姓，还有郭妙娜。
后来在郭妙娜的推荐和史老师的默许之下，郭妙娜的一个堂姐来管教我们。按理来说，以那位“堂姐”的年纪，彼时应该在上初中才对。可惜那时候流行“辍学”，虽然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早在1986年就公布实施了。不久之后，郭妙娜紧跟她这位堂姐的脚步，也辍学了。
这位“堂姐”不属于管理人员，也不属于师资力量，总之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走马上任”了。她的管理方式很是简单，粗暴，野蛮，那就是揍。用什么呢？教鞭，也就是一根竹棍儿，从扫帚上随意抽取一支下来。
于是，不知道多少贤淑婉约的女孩子的马尾被打得散乱，多少调皮捣蛋的男孩子的额头被打得乌青。而郭妙娜呢，靠着这位“太上皇”，做起了“土皇帝”，借机收取同学们的供给、供奉，例如铅笔、橡皮、小刀等文具以及一些小吃食小零食。
教室内鸦雀无声，人人自危，安静、沉默得就像明朝中后期权宦、阉党把持的朝政，万马齐喑，死气沉沉。
我和姨妈家的涛涛同岁，在此之前，姨妈就扯了布（邵寨人的说法，购买的意思），给我和表弟一人做了一个书包。这个书包我背了很多年，直至后来底部被磨烂了，容易漏掉文具才被换掉，而涛涛早已背上了商店里售卖的那种双肩书包。
粗布书包做法很是简单，像极了现在城里人出门买菜，大妈身上背着的布袋子，只是肩带儿很长，不是用来斜挎，而是用来斜背。
可别小看这种布做的书包，如今著名奢侈名牌LV推陈出新时，也会设计类似的样式，价钱大概在一万人民币以上。
姨妈怕我俩在学校里遭人欺负，特意安排我和涛涛坐在一起。上学第一天，涛涛就闹了笑话，走错了厕所，好在路上被人及时发现，劝解回来。
后来我确实无故受到了别人的欺负，为我出头的是我的父亲，他只是来到学校警告了对方几句而已。对方确实人高马大，名叫王军辉，麻地湾人，他父亲名叫王苍朱，和我父亲相识。他有房亲戚，就是我们贺朝社里的军利家。所以之前我就说过，邵寨塬上的人家大多亲连着亲。
此后好十来年，我已经习惯了身边有涛涛这么一个表兄弟好朋友的存在。小学放下午学，我经常去他家蹭饭，我还记得姨妈清炒的西葫芦；有时候就住在他家，我还记得姨父第一次买台彩色电视机尝试着放出图像与声音来。我们一起玩小霸王游戏机，我借走了他的卡却遗失了；一起爬到他六爷看管的桑树上吃桑，满手满嘴被染得发黑。在兰州我们一起去仁寿山游玩，看那些达官显贵在桃花树下推杯换盏；我们一起乘坐全安宁乃至全兰州都极为有名的103路公共汽车，买西站的票却坐到西关十字以此逃避多出来的5毛票钱。后来，有一次我受了工伤，谢天谢地，死里逃生，算是万幸，他还微笑着安慰我，鼓励我，其实那时他也处于重伤康复当中。再后来，他成家立业，生了儿子，满月宴时我去其家道贺。我们还一起恭贺初中同学乔迁新居，生活有了盼头、奔头，人生变得圆满、美满。
上学第一天，我开开心心地背着书包回了家——那时我还住在窑洞里。父亲正在给羊群倒细料，也就是邵寨人口中所说的用来喂养牲口的粗杂粮食。
父亲站定，用手使劲摩挲着我的脑袋。我从包里拿出书本，使劲嗅着上面好闻的油墨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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