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之惑 文/栾郁
你是精神，我是病人，庆幸曾分享过同个称谓。——作者手记
1
对于无法触摸到的生活，我只能在语言的场境下把它比作一只虫。然而当我向它索要一根丝线时，只是眨眼的工夫，它便已化为一滩混浊的液体，渗进一片尚未具名的泥地里。
无论如何，对我而言“生活”这两个字始终无法承载起这条时隐时现的虫。有时候它是如此之轻，有时候又是如此之重。我用无辜的粮食喂养自己，它便用我的血肉生殖繁衍。
不仅仅是血肉，它会不断向你索要更多的菜谱：你精心装饰的悲伤，你掩埋不尽的绝望，你疲惫不堪的困惑，还有你的半桶欢欣，你的一时兴起，你的固执与冷漠。它是一个美食家，而我只是一个穷厨师。
我无法与之为敌，只能甘为奴役。或许，人都有些自虐的本性。酒喝过还想喝，烟抽过断不了，说不清楚的情绪，依然说不清楚。
这条虫，生于腹中，迟早，也老死腹中。
2
这或许是一种原罪，像耶稣背上的十字。
很久以前的一个冬天，我看见从断面的山腰处长出一簇簇灰白色的芦苇，认定它们是死亡的象征——于被强制断裂的切面的附着之物，而非切面本身——拒绝任何形容和描述的所在。沉默是最佳注解，只能听到风墙在它们头顶一片片倒塌。
死亡是孤独的，孤独而丛生，像那些芦苇一样。
一根芦苇，就是一次死亡；十根芦苇，就是十次死亡。每一根芦苇都不属于那片芦苇；每一次死亡都不包含在死亡的统称里。
借助形而上的孤独之镜，我发现或者说看到了自己，同时也看到了出生在体内的那条虫。它身体的起伏牵引着我的目光，原来我们共享着同一个电台的频率。当指针不再精准时，我本以为至少那时知道如何调频。
3
在诞生之所本无庇护。
马厩只是境遇的庇护，并且尚属偶然。如果事实取决于文字的记载，那么背负十字的命运不曾更改。
德勒兹曾引用过的，不论他反对、赞成，抑或持中立态度，都将成为一种观点，那就是圣母玛丽亚亲自将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可能。上一代不可能成为下一代永久的温室，这种隔阂是原生性的。当我们从认领自己原罪的那一刻起，孤独便形影不离。
自觉的孤独将衍生出叶芝的万象。由此，我们能否成为帕斯卡尔的芦苇，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至此，我破例地引用了两个人的象征之物，但需要对引用作出说明。引用并不使事物显得清晰，它只将事物之外的对象领进言语的场域。这种对思考产生额外负担的写作手法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尤如月球牵引着潮汐。但往往我们不是要把事物解释清楚，而仅仅带来一种印象，这种印象不需要被理解，只需要被感知，如同日光洒在叶片上的客观痕迹。
所以，我也并不赞同米沃什所言：反对不能理解的诗歌。毕竟，没有一首诗歌是无法理解的，哪怕只接受到其闪现的一个断面。更重要的是，一首诗作可以仅以其语言力量取得读者的认同。这种力量充满着激荡回响之音，犹如无法被言说的芦苇。
4
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抵达尽量靠近的路口。何谓不可言说之物？对它的定义本身就是苍白的。我们只有通过否定之词才能靠近。譬如人的日常情绪，悲伤？失落？绝望？这些看似否定消极的态度，却像痛感神经一样提示着存在本身。然而当体内的寄生虫将这些情绪也吞噬殆尽之时，我们何以确证存在本身？
否定即是一种验证，像所有的科学实验一样，必经之所并不一定存有答案。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必然与之形成不可调和的悖论。然而条件反射的本能将让位于我们获取孤独之境之后的二次元本能——飞蛾扑火的本能——自我蛊惑的本能。
当我们无法提供更丰富的餐点，只有将自己作为献祭，才能养活体内寄生之虫。说到底，人们的任何选择，都不会是主动的。
5
“蛊惑”作为一个固定词语，一定程度上具有遮避性。“蛊之惑”作为一个短语，是一个所有格吗？“之”字并没有取消各自的独立性，反而给予了词组中每个字以独立性。
靠近之物显现为一物是足够令人哀叹的。词语在诠释生活的同时，也遮避了生活。
6
蛊惑所带来的危险之一，便是使人滑入相对于非常识世界而言的精神病行列，因为非常识才是这个世界通行的规则。但凡具有冒险精神的人，都有一种纠正社会风气的冲动。这种冲动郁结于体内，作为最后的养料供养着蛊虫之毒。
相应而言，则是蛊毒之惑所导致的一意孤行。因为若不如此，我们便无法在意义的世界里找到落脚之地，搭载着精神归所的最后一班列车也将消失在我们的坐标轴上。
有病才是人的常态。
我随时有机会杀死这条毒虫，但徒劳之预言让我无从下手。只有当雪落进狭窄的巷口，只有当我们的头颅保持着仰望的姿势，才能在身体下沉和眼睛上升的逆行中达成清醒的谅解。我也庆幸与之分享着同一个称谓，那就是——精神病人。
后记：这是我在2012年的一个构想，希望能写关于情绪方面的系列文章。当时邀请诗人简Jane和我一起完成这个工作，但是因为自己的辗转多地也就慢慢落下了。现在想来并不后悔，时隔六年后，我才真的觉得也许此时才是最好的时机。另外一个系列是关于《物质生活》的，希望感兴趣的朋友一起创作，我会在简书另开专题来做。《蛊惑》的序没有作文字上的修改，以此能时常观照当年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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