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的大文豪，同时在自身修养方面也是很有造诣的，这也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元丰二年（1079年），因“乌台诗案”，苏轼被关押在狱中一百零三天，因为朝廷有“不杀士大夫”的政策，才得以保住性命。然后就被贬为黄州团练使，在此期间算是服刑，所以他没有住所，没有俸禄，寄居寺庙，幸亏有好心人帮他向官府争取了黄州城东一块荒地，得以耕种，供全家度日。
这样的艰苦生活，不但没有让苏轼变得颓废，反而让他的内心豁达起来，他还想起了白居易被贬忠州的经历。白居易也曾在忠州城东耕田种地，还写过《东坡种花》诗，这些让苏轼顿悟了人生。从此，他和家人一起耕耘着黄州城东的那块土坡地，生活状态日渐好转，自得之乐，就给自己取号东坡居士。
此时的苏东坡，生活非常节俭，每月的初一，他都会拿出4500文钱，分成30串儿，并把钱挂在房梁上，每天只用一串儿（150文），剩下量就放在竹筒里攒起来，用来招待客人。
苏轼的书法造诣非常高，曾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代书法“四大家”。
对于像苏轼这样有才华的人物，黄州的人是很难见到的，所以，当苏轼到了黄州后，那里的乡绅文人们都纷纷来拜访他，都希望得到苏轼的一些墨宝。也有很多人出高价想买苏轼的字、画和诗，苏轼都没有答应。
有一次，当地乡绅们修了一座南天门，希望苏轼能给个题词，还拖了他的朋友庞公来求苏轼，苏轼碍于朋友面子，就同意了，但是只是帮朋友忙，不收钱。
到了夜晚，苏轼铺开纸张，开始写字，当他刚写了“南天”两个字的时候，突然听到儿子喊“有贼”！
苏轼放下笔出来看时，儿子已经把贼抓住了，那贼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求饶，说自己叫阮小三，住在附近的村子，他听说这里从京城来了一个大官儿，钱多的都放在房梁上，说着从怀里掏出了钱袋子。
苏轼听了哭笑不得，让阮小三把钱袋子打开数数，原来只有150钱，苏轼告诉阮小三说，他把钱偷走了，自己一家就要饿一天了。
听了这话，阮小三很吃惊，原来大人一天的开销和百姓差不多呀。苏东坡对他说：“人对物质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你不就是太注重生活享受才来偷到的吗？”
阮小三一听赶紧解释说：“大人，我是因为家里困难才不得已来偷的。”还说这是第一次，以后也不敢再偷了。
苏轼从庞公那里了解到实情后，知道了阮小三家确实困难，于是就对他说：“袋子里这点钱对你也起不来什么作用，这样吧……”，此时，苏轼大笔一挥，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点，他把这个点拿给阮小三说：“我给一样东西，你收好，明天有人去找你，你就跟他们说，用一万钱换。”
阮小三疑惑地拿着那张纸回家了，第二天一早他正看着那个点发呆，就见来了两个乡绅，进门就向他要苏轼写的那个点。
这下阮小三明白了，就说：“要点可以，但要用一万钱换，苏轼大学士的字可是一点难求啊！”
结果两个乡绅二话没说，就给了阮小三一万钱。
随后阮小三自己留下一千文钱，把九千文拿着来到苏轼家，想把这些钱还给苏轼。但是苏轼却不肯收，他对阮小三说：“对于我来说，每天150文，就足够了。”
阮小三不解地问：“大人浑身是宝，这一个点就值万钱，为什么还让自己那么清苦呢？”
苏东坡听了笑着说：“因为君子提倡俭朴，俭朴的生活看起来好像清苦，实际上蕴含着‘三养’啊。”
阮小三问道：“哪三养呢？”
苏轼虽然知道阮小三也许不懂，但他还是解释说：“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
这“三养”，阮小三不一定能理解，其实就是老子在《道德经》第59章所讲的“治人事天，莫若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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