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最大病根，就是把学问和事业断然分为两截，号称做事业的人往往不学无术，卑微苟且，而号称做学问的人，又往往死于章句之下，做古人奴隶。所谓真学问必须在事业上表现出来。
五百年来，能做到这点的只有两人，一是明朝王守仁，一是清朝曾国藩。王守仁天资高，是高明一路的人，其为学途径，多偏于上达，于下学功夫，言之颇少。曾国藩为笃实一路的人，处处脚踏实地，其为学途径，最合于下学之门。阳明之学学之不善，还会发生弊端，曾国藩的学问却不会，既适合高明之人，也适合于迟钝之人。
曾国藩对学问的见解，把书中之事，处处体贴到身上去。读书固然是在做学问，行止坐卧亦是在做学问。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人不读书则已，只要自称为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条目有八，其致功之处，仅二者而已。格物，致知之事，诚意，力行之事。
学的性质广大精微，无所不在，其范围将如何规定？曾国藩平生所治之学，可分为修养、治事、读书，修养即曾氏所谓义理之学，治事即经济之学，读书即辞章之学与考据之学。
（真学问必须在事业中表现出来，不过修养、治事、读书三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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