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新闻界》(京)2014年4期第6～19页 作者：郭建斌
中国的传播学引进时间不长，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了知识的吸收与学科建立工作。这种中国式的学术大跃进也遗留下了不少问题，双重的去历史化导致了不少误读与误用。近年来许多引进的西学都在提倡重新补课，将我们熟悉的经典文献重新放回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解读，同时重新发现那些过去被忽略的重要作品与思想。这不仅是温故知新，而且也是我们加入全球学术对话的前提。传播学整理学术遗产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去年11月底，新成立的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会在重庆外国语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会议，其主题就是“细读·深描：经典文本中的新闻传播思想史”。本期遴选了其中几篇论文，以期该领域有更多扎实的研究出现。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的各类论文中，“媒介事件”、“仪式”、“媒介仪式”、“仪式观”等这样一些概念被较多地使用，但是从一些文章对这些概念的使用来看，存在不少误读、误用的情况。
在和一些学生的交流中我也发现，不少学生对于相关的概念的理解还存在不少问题。在近年来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数量上的繁荣的背后，似乎也暴露出了不少的概念混乱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的涉及面太广，在一篇短小的文章中无法去进行全面的讨论，仅仅想以两本具体的书入手，来对相关的概念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讨论。这两本书，一本是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另一本是詹姆斯·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在既往提到这些概念的文章中，通常会引用这两本书。
一、《媒介事件》：功过是非
对于《媒介事件》一书，相关的介绍、评析也有不少，因此我不想在这里过多地重复这本书的内容。还有，关于“媒介事件”这个概念，超出了戴扬、卡茨在这本书中的使用意义的介绍在中文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在此也不去多说。①因此，在这里，我讲的仅仅是戴扬和卡茨在《媒介事件》一书中“媒介事件”的使用意义。
(一)媒介事件和媒介仪式
根据戴扬和卡茨的解释，“媒介事件”是指“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戴扬，卡茨，1994/2000：1)，此处暂时不考虑戴扬在10多年之后对此概念的再次修订②，具体是三类脚本：“竞赛”、“征服”、“加冕”(戴扬，卡茨，1994/2000：1)。同样是沿用戴扬和卡茨的说法：“我们可以称这些事件为‘电视仪式’或‘节日电视’，甚至是文化表演”(戴扬，卡茨，1994/2000：1)。或许正是戴扬和卡茨这样的一种笼统的表述，有人在引用“媒介事件”这一概念时，就不加区别地把“媒介事件”、“电视仪式”、“文化表演”③等概念等同起来。戴扬和卡茨在这样一项研究中“试图引入仪式人类学的理论来阐释大众传播过程”(戴扬，卡茨，1994/2000：2)，进而他们创造了“媒介事件”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种概念背后的含义，其实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仪式的范畴，它是由于传媒介入之后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仪式类型。没有传媒的介入，不会有这样一种仪式类型。这一点上，戴扬和卡茨的研究对于拓展仪式研究的视角，无疑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关于媒介仪式，相关的讨论也很多，在这里把它的意义做这样的限定。所谓媒介仪式，指的是那些经由大众传播媒介记录并传达着仪式以及那些经由大众传媒“包装”之后具有仪式意味的“新闻事件”。这种经由传媒记录并传达的仪式和那些未经传媒记录和传达的仪式有着较大的区别，但是这一点，在既往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中并未意识到这样的差别，包括柯林斯这样十分重要的仪式研究学者(柯林斯，2004/2009)。关于这方面问题，我在其他地方进行过讨论，暂不多说。
从以上简单说明中可以看出，“媒介事件”和媒介仪式是有联系的，同时也有差别。其中最为重要的差别在于“媒介事件”所指涉的对象中，有些是属于仪式(比如说“加冕”④)，有些则不属于仪式(比如说“征服”、“竞赛”⑤)。而在媒介仪式中，一方面是指媒介对仪式的记录、传达，这样一些经由媒介记录、传达着的仪式，并非都是“媒介事件”；另一方面，那些若是指经过媒介“包装”之后具有仪式化意味的“新闻事件”，则与“媒介事件”较为接近，但也不完全等同。
(二)媒介事件和重大新闻事件
如同前面说到的，在我们的研究中，有人混淆了媒介事件和重大新闻事件之间的联系。在戴扬、卡茨对“媒介事件”给出“一种更为简洁的定义方法”中，其实已经对“重大新闻事件”和“媒介事件”的区别进行了交代。他们明确地写道：“三哩岛核电站泄漏事件的直播报道。这是重大新闻事件，但不是我们感兴趣的重大仪式事件”(戴扬，卡茨，1994/2000：10)。因此，在他们看来，“媒介事件”和重大新闻事件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事件”。关于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绝大多数读过这本书的人的注意。
(三)《媒介事件》一书的不足
在我看来，戴扬和卡茨的这样一本书，虽然有很多可贵的发现，但是其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样一些缺陷，在戴扬2008年的那篇文章中，同样未能规避。以下对于戴扬和卡茨的这项研究的批评并非是否定他们的贡献。虽然同样也有不少人对他们这项研究提出过批评，但是在戴扬和卡茨这本书出版之后的20多年中，在传媒与仪式的相关研究领域，也并未出现更加令人倾倒的理论成果。
在我看来，《媒介事件》一书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沿袭了既往仪式研究过程分析的路径，但“媒介事件”这个概念的理论含义明显不足。戴扬和卡茨在《媒介事件》一书的开头就写道：“本书试图引入仪式人类学的理论来阐释大众传播过程”(戴扬，卡茨，1994/2000：2)。除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交代之外，戴扬和卡茨在书中并未对他们所引入的仪式人类学的理论做过多的说明。但是如同他们所说的引入这样一个理论视角的目的是在于“阐释大众传播过程”，那么我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猜测：他们是沿用既往仪式过程的研究来考察这样一种特定仪式的(传播)过程的。在这方面，在人类学中，阿诺尔德·范热内普(1909/2010)和维克多·特纳(1967/2006)等人已经做出过十分出色的论述，但是戴扬和卡茨并未直接去套用范热内普和特纳的论述，同时也未对相关的研究做出应有的理论阐述，而是直接提出了“媒介事件”这样一个概念。这样的处理方式，一方面我们可以猜想为戴扬和卡茨要在既往仪式过程的理论话语中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虽然同样是过程的研究，但是他们也试图得到一种新的理论表达；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相关理论的必要的阐释，使得“媒介事件”这样一个概念的理论内涵明显地不足，或者说是使得“媒介事件”这样一个概念和既往的仪式研究的相关理论之间缺乏一种内在的学理上的关联。或许正是因为后一个方面的原因，“媒介事件”这样一个在仪式人类学理论启发之下形成的新的理论表达很难再回到仪式人类学理论话语中去。同样地，这或许也正是那些从事仪式研究的学者们对这样一个缺乏必要的理论内涵的概念没有太大兴趣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虽然说戴扬和卡茨沿用了既往仪式研究过程分析的思路，但是从整本书的内容构成来看，其实也还说不上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过程的研究。如果从“媒介事件”的完整的过程来看，它应该包括节目的生产(或制作)、传输，以及受众的接收这样几个方面。但是戴扬和卡茨的研究，主要还是基于对媒介文本的考察(这一点后面还会讲到)。虽然他们在本书的开篇第一句话就说“本书讲的是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戴扬，卡茨，1994/2000：1)，但是在整本书中，他们对于“观众”如何收看这样一些电视节目，的确没有充足的研究资料作为支撑。因此，戴扬和卡茨虽然想对“媒介事件”这样一种特定的仪式做出过程分析，但是由于研究资料的限制，他们无法去做严格意义上的过程分析。或许也正是这样一种资料上的掣肘，他们不愿直接去借用范热内普和特纳的关于仪式过程的那样一些理论资源。
2.并未完全摆脱效果研究的狭隘视野。我没有办法去猜想戴扬和卡茨两个学科背景有较大差别的人在这本书中的各自的贡献具体在什么地方，或者通俗一点说，这本书中的哪些章节是戴扬的主意，哪些章节是卡茨的主张。但是我却想去做出一个可能是错误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猜测：本书的最后一章(第7章)“媒介事件的效果回顾”或许是卡茨的主张？作为一个“拥有人类学、比较文学、符号语言学和电影研究学位”(戴扬，邱林川，陈韬文，2009)的戴扬，估计不会对“效果研究”如此青睐，而一直从事传播研究的卡茨，即便卡茨对于传播效果的理解也并非十分狭隘，但是我猜测是他把这样一项研究最终拉回到对“效果”的讨论上，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既往关于仪式的研究和讨论中，应该说也有关注仪式功能的，尤其是那些功能学派的学者。虽然传播研究中的效果研究也直接来源于功能主义的影响，但是，从功能走到效果，在我看来，恰恰是1959年贝雷尔森发出悲叹——“至于传播学研究，正处于枯萎状况”⑥的主要原因。无论是象征人类学中对于仪式的研究，还是格尔茨的“文化的阐释”，还是柯林斯的“仪式互动”理论，对于一种文化现象的仪式研究，要么是对其意义的探寻，要么是对其发生机制的分析。如果把仪式分析又拉回到效果研究的路子上去，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理论上的进步，而是一种倒退。即便在《媒介事件》一书的最后一章所讨论的效果问题，其实都只是作者的一些猜测，并未实证的调查数据。这样的一些猜测，或许也会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一些假设，但是这样一些假设，无论是被证实还是证伪，在我看来，只会把这样一个新开启的极具想象力的研究空间再度葬送了。
3.更多的是关于媒介文本的研究，缺乏实地研究。正如前面说到的，在戴扬、卡茨这项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单位是作为“社会人为事实”的媒介文本。他们说要考察“电视的节日性收看”，但是他们并未对观看现场进行深入观察。准确地说，他们所做的研究，是针对“媒介事件”文本所进行的研究，或者说是对某一类仪式文本的研究。这一点，如同早期一些从事仪式研究的人类学家，他/她们也是针对别人记录的某些仪式的文本进行研究。我在这里并非是说这样的研究方式不可取，只是想说明这样对于文本的研究与在仪式现场进行研究是有区别的。仅仅从文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我们只能去解读文本所蕴含的意义，而无法去解释这个仪式本身更为完整的意义。
另外，在我看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媒介事件》一书中作者使用的“媒介事件”概念，主要是在一种操作层面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我们姑且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操作性概念。关于这方面的方法论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不再赘述(郭建斌，2005)。这样的一种操作性概念，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寿命往往仅存活于某个具体的研究中，很难具有普适性意义，在其他研究中也不宜直接去套用。这，或许又是戴扬、卡茨这样一项研究设下的一个圈套，后来无数的研究者，对此毫无防备地钻进了戴扬、卡茨设下的这个圈套。
二、“传播的仪式观”是人类传播活动的一种隐喻
在中文的文献中，周鸿雁(2012)的《隐藏的维度——詹姆斯·W.凯瑞仪式传播思想研究》应该是迄今为止中文文献中对凯瑞传播思想最为系统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于凯瑞传播思想的评价、相关的资料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我在这里也不想去重复那些资料。只是谈我自己对“传播的仪式观”的理解。
(一)“传播的仪式观”与“媒介事件”等的仪式分析并非是同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在我看来，詹姆斯·凯瑞对于传播仪式观的讨论，和戴扬、卡茨对“媒介事件”的研究，以及既往人类学、社会学的仪式研究，并非是同一个层面上的问题。这一问题是既往很多关于詹姆斯·凯瑞的讨论中并未引起大家足够重视的，或者说又是我们误读、误解了凯瑞的方面。
关于媒介事件和媒介仪式的区别与联系，我在前面已经做出说明。这里要说的是，无论是“媒介事件”，还是媒介仪式，甚至包括人类学、社会学的仪式研究中仪式，虽然各自关注方面不同，理论旨趣各异，但是所有这些讨论均是在同一个层面(即仪式)上来展开的。至于詹姆斯·凯瑞在讨论传播问题时所提到的仪式观，在我看来，则是属于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这种差别，源于传播和仪式两个概念内涵还外延上差别。传播概念的外延，明显要比仪式广得多，如果仅仅把传播理解为一种仪式，那就大大缩减了传播的外延。因此，在我看来，要更好地理解凯瑞在讨论传播问题时所说的“仪式观”，关键在于弄清仪式观和仪式之间的区别。
关于这一点，人类学家格兰姆斯曾经做出一点简单的说明，他曾这样写道：“凯瑞仅仅是在类比的层面上来使用仪式，并且，‘传播的仪式观’(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这种表述并不清楚——到底仪式自身是一种行动，还是仅仅是在进行某种研究时的一种观点。”(Grimes，2006：8)应该说，格兰姆斯这样的提醒——凯瑞仅仅是在类比层面上来使用仪式——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的。也就是说，凯瑞仅仅是把传播类比为仪式，而不是说传播就是一种仪式。在我看来，“传播的仪式观”这样的表述，并非是简单地把传播当作一种仪式活动并进而对其进行研究，如果这样，我们甚至可以说凯瑞是把传播和仪式简单地等同起来了，我认为这不是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的本意。因此，我认为凯瑞使用“传播的仪式观”这样的表述，更接近格兰姆斯所说的后一点，他仅仅是采用仪式的视角来讨论传播问题，进而形成的某种关于传播的认识(或观念)，简而言之，人类传播活动具有仪式的意涵。这一点，是理解凯瑞所说的“传播的仪式观”的关键。的确，正如格兰姆斯所说的凯瑞在使用仪式概念时是轻描淡写的，并未发展这一概念。或许正因如此，在那些从事仪式研究的学者看来，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的说法并没有太大的理论价值。而在从事传播研究的学者中，隐约从凯瑞的论述中感受到了其理论上的意义，但是也没有对一些更为根本的理论问题——如仪式观与仪式的关系——进行深究，甚至是误读、误用了凯瑞的理论。
同时，凯瑞对于“传播的仪式观”的讨论，非常接近维克多·特纳(1975/2007)对人类象征性行为的那些隐喻层面的考察。也就是说，凯瑞所说的“传播的仪式观”，属于人类传播活动隐喻层面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和仪式的隐喻有着类似之处。
正如格兰姆斯所说的，詹姆斯·凯瑞在使用仪式的概念时的确是轻描淡写的，在他的讨论中并未去充分地去发展关于仪式的概念。这的确是凯瑞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抹杀了凯瑞在传播研究思想史上的巨大贡献。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的《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文最早发表于1975年。在这篇文章中，凯瑞从杜威对传播问题的讨论说起，认为“我们不应该满心欣喜地重复他的洞见，或不自觉地重复他的错误，我们应该抓住他对‘传播’一词在理解上的矛盾，拓展他的思想，利用这一矛盾活跃我们的研究。”(凯瑞，1989/2005：4)。在这一点上，我同样认可凯瑞的表述，若把这话放到凯瑞的身上，我想说的是我们也应该拓展凯瑞的传播思想，由此来活跃我们的传播研究。凯瑞在那篇文章中提出了“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之后，对“传递观”和“仪式观”的具体含义分别进行了说明。凯瑞在对“传递观”和“仪式观”的各自含义进行说明时，他的确不是那种非常缜密的学术论证，尤其是凯瑞在讲到“仪式观”时，那样一种简单的交代，是很难让人类学家们满意的。
我在这里说这样的话并非是简单地为詹姆斯·凯瑞去做辩护，而是觉得凯瑞的确是从传播的视角对人类传播问题做出了一种精彩的理论回答。在这一点上，我十分赞同维克多·特纳的说法：“我们可能常常会发现不能指望某一学者的整个理论体系，因为对我们有所帮助的往往是他们的一些零散的观念以及瞬间迸发出来的灵感和洞见。”(特纳，1975/2007：11)或许是由于凯瑞的“微言大义”，让很多人误解了凯瑞；或许是凯瑞“微言大义”，但是这不能成为责备凯瑞的理由。或许我们真正应该问的是：从凯瑞那里，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因此，在这里，我想再对如何理解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做进一步的说明。
(二)理解凯瑞“传播的仪式观”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传播的仪式观”是人类传播现象的一个隐喻层面的问题。对于隐喻的理解，以及我在这里所讲的詹姆斯·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隐含的意义，我倾向于接受维克多·特纳的解释，他“认为隐喻将熟知的和陌生的事物特点合并在一起或者将熟悉的特点进行异化的合并，隐喻便能有助于激发我们的思想，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角并使我们兴致盎然。隐含的意义、暗示、价值观念同它们的字面意义交织在一起使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发现了一个主观的事件。”(特纳，1975/2007：21)关于这方面问题，在凯瑞之前，并非是完全没有人注意到，但是，第一个把人类传播现象中的这样一层隐喻明确地表达出来的，的确是凯瑞。这样一层隐喻，其实一直是伴随着人类传播活动的，但是不知为何，我们在讨论传播问题时，强调得更多的是“传递”的方面，对于“仪式”的方面，明显地关注不够？进一步说，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人类传播活动(或现象)中那些隐喻层面问题的阐释。正是因此，凯瑞对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对于传播问题的精辟见解赞许有加，他这样写道：“他的文本还在不断产生新意，因为它们在故作高深的同时也夹杂着他的天赋与灵气——富有穿透力的格言、出人意料的并列和突然的洞明。打开他的著作，就像重新投入一次深入的对话：他的著作不仅是用来读的，而且是可以与之共同思考的。”(凯瑞，1989/2005：111)
无论是伊尼斯对于传播的偏向的讨论，还是对于传播与帝国的讨论(伊尼斯，1950/2003a；英尼斯，1951/2003b)，所揭示的均是人类传播现象中隐喻层面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伊尼斯关注传播问题的思路，与凯瑞几乎完全是一致的。
2.“仪式”在凯瑞的表述中主要是一种类比。格兰姆斯在讲到凯瑞关于传播与仪式的关系时提到“凯瑞仅仅是在类比层面上来使用仪式”(Grimes，2006：8)，我认为这样的判断的确是有洞见的。正如前面所说的，传播与仪式不能简单等同，因此，也不能把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说成是“传播就是一种仪式”(尽管有不少人是这样理解的。即便从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方面来看，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如同我在前面说隐喻层面时所引用的特纳的话——隐喻将熟知的和陌生的事物特点合并在一起，在这里，凯瑞也是借我们所熟悉的事物——仪式来类比人类传播活动的隐含意义。
3.“传递观”与“仪式观”具有“范式”差别的意义。凯瑞把传播分为“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两大类，其用意是由此来分析人们在理解人类传播活动时的主导观念(或视角)，是偏向于“传递”的观念，还是偏向于“仪式”的观念。这样的一种区分，与托马斯·库恩(1962/2003)所说的“范式”(Paradigm)概念有相似之处，我们或许也可以借用库恩的概念把它们成为“传递范式”和“仪式范式”。因此，在我看来，詹姆斯·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虽然和托马斯·库恩所说的那些科学史上的“科学革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对于传播研究来说，确实是具有某种“科学革命”的意味。但是，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仪式观”其实是传播活动的一个隐喻层面，因此这两者之间，虽然具有某种范式差别的意义，但是却不是托马斯·库恩所说那样——两种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或许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凯瑞才说“这两种对立的传播观并不需要彼此否定”(凯瑞，1989/2005：10)。凯瑞接着写道：“仪式观并不排除信息传递或态度改变过程，它只是主张除非人们从本质上对传播与社会秩序采用仪式性的观点，否则他们就无法正确理解这些过程。”(凯瑞，1989/2005：10)最后，凯瑞还这样写道：“但是，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对传播的基本立足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随之而来的分析路径。”(凯瑞，1989/2005：10)由此可见，至少在凯瑞看来，虽然“传播的仪式观”无法否定“传播的传递观”，但是如果缺少了“仪式观”的视角(或是隐喻)的考察，对于人类传播活动(或现象)的认识是不完整的。
4.“传递观”和“仪式观”不可分。在我看来，所谓“传播的传递观”与“传播的仪式观”，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无法把它们人为地分割开来。在人类传播活动中，“传递”与“仪式”两方面的含义是共同存在的。在课堂讲课时，我给学生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上课也是一种传播活动，在这一传播活动中，如果从传递观的视角来理解，即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知识的传递和习得。但这并非课堂这样一种传播活动的全部。有些学生，在课堂上并未听老师讲课，他/她或许是因为担心老师点名，不得不来上课。他/她们完全不在乎老师讲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对课堂这样的传播活动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基本上没有和教师形成一种传授关系的这样一些学生。即便在一个40分钟的教学过程中，即便是那些十分认真的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也会开小差⑦。而所有这些出现在课堂上的学生，无论是那些完全不理会教师讲什么的，还是那些偶尔开小差的学生，他/她在这个课堂上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这一点，若从仪式观的角度来看，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他/她们的存在，是一种象征性的，具有“在场”的意义。对于那些在课堂上没有听教师讲课的学生，他/她们，如同柯林斯所说的，或许是“疏离的内向者”(柯林斯，2004/2009：466)，他/她或许也在做着其他的“仪式互动”。
虽然对于这两者不可分这样的道理是大家都容易理解的，但是在具体的那些名义上是套用了凯瑞的仪式观的理论所进行的研究中，是否较为彻底地贯彻了凯瑞的仪式观的思想，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结语
戴扬、卡茨的《媒介事件》和詹姆斯·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两本书的中译本的出版，的确为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开启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这样一个视角，笼统地说，就是一种仪式分析的视角。但是，正如本文开始时所说的，在引用相关文献时，还存在较为突出的概念混乱的问题。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自然需要回到文本本身。但是就这里所说的仪式分析，仅仅回到新闻传播研究的文本还不够，还需要阅读大量的人类学、社会学中关于仪式分析的理论文献。这样一种广泛阅读与概念辨析的工作当然十分辛苦，但是若不从这样的一个起点开始，仅仅是看到什么新的理论或概念就简单地引用，甚至是套用，这样的研究，犹如很多新闻，只能是过眼云烟，更遑论理论上的创新。这种表面上繁荣的学术，我们没有理由去沾沾自喜。
注释：
①可参看陈新民，张华(2009)。
②此处资料转引自邱林川和陈韬文2009年对丹尼尔·戴扬的一次访谈，详见丹尼尔·戴扬，邱林川，陈韬文(2009)。
③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麦克阿隆(MacAloon，1984)在《奥运会以及现代社会中的景观理论》(Olympic Games and the theory of spectacle in modern societies)一文中，从“文化展演”(culture performance，也译为“文化表演”)的视角对奥运会进行考察时，对奥运会的游戏(game)、仪式(ritual)、节日(festival)和景观内涵进行了区分。“媒介事件”和“文化展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至于“电视仪式”，可以归为下面所说的“媒介仪式”。
④如果仅仅是讲加冕一类的媒介事件，它就是一种媒介仪式。
⑤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比如说在“竞赛”中，的确有仪式方面的内容，如开幕式、闭幕式、颁奖典礼等，但是戴扬、卡茨在这里使用“媒介事件”这个概念时，其含义已经超出了那些具体的仪式内容，把整个事件都涵盖进来了。
⑥关于这方面情况，详见黄旦(1995)。
⑦关于这一点，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引用过萨特的一句话，可以作为一个非常精彩的注脚：“一个试图显得很专注听讲的学生，两眼紧盯着老师，竖起耳朵，投入全部精力来扮演一个专心听讲者的角色，结果却什么也没听见。”(戈夫曼，1959/2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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