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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在人类文明之初为人类提供了生活和生产所必须的水源和物资,也是人类迁移的主要通道,还催生出统一的国家和集权政权,并对人类精神文明创造产生了巨大影响力。”(葛剑雄,《民俗研究》2021年06期) 两河、尼罗河、恒河中下游等,衍生出了苏美尔、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在东方,黄河流域就衍生出了中华文明,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夏朝的出现,或者说是国家政权的出现。一、政权的建设与群体的集结在中国几千年风雨飘摇、古今变迁的历史长河之中,有晋、唐、宋、元、明、清六大朝代,以及更早的夏、商、周三代及商后代诸侯国,其间又有一些短命的朝代。其中,关于夏朝的说法史料较少,但司马迁创作于西汉的《夏本纪》,出自于《史记》,就主要记述了夏朝的历史,对夏朝的记载有了一个系统的说法。在夏朝以后的商朝,因为甲骨文、河南安阳殷墟的发现,关于商朝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是可以被证实的。由此可以看到,在中国早期文明阶段的国家政权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朝代群体的出现。西周到春秋战国,它们的政权建设,对中华民族由分散到集群,作用同样巨大。因此,国家政权的产生,对于一个族群的集结、凝聚有促进作用,亦或是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形成,离不开国家政治体的建设。夏商周的族体族群,三个王朝都是建立在先前那个朝代族群的基础之上,然后继续扩大,所以华夏这个整体就这样出现了。二、王朝的延续与多族群的融结秦国从公元前230年起,到灭齐时止,首尾十年,陆续兼并六国,进入君主集权的帝国时代,到因暴政只存在了15年,随后,项羽反秦至刘邦建立汉朝,刘邦又是在秦朝的基础上建立汉朝,不论是东汉还是西汉,两汉王朝的统合成为了“汉人”,宣告中国王朝时代主体族群的正式成型。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写道:一个大民族,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小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为中国民族主体的,无疑是汉族了。(吕思勉《中国通史》2016.2群言出版社)所以中国民族这个群体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有一个主体,先秦是华夏,到了汉朝就成为汉人,所以夏、秦、汉都是一个系统下来的,因此它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汉朝解体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把一统化的王朝解构了,这时汉人主体又有了新的变化——周边民族崛起的冲击。在这个时期,周边各个民族族群开始崛起,他们力求建立自身的王朝,“五胡十六国”、“五胡乱华”都标志着周边民族的觉醒。在这个过程当中,汉系与非汉系族群频繁接触与碰撞,随之而来的则是交流与融合,无形之中就拓展了中华民族的多样性。再到唐朝时,唐人这个民族群体又起来了,它既是继承了原来的汉,同时又把周边的新族群、新血液不断纳入这个主体民族当中,所以唐人这个概念同样是有继承有发展。到了宋辽金,又是东西南北各自为主,最后元朝重新统一,到了明朝又恢复了宋朝这样传统的汉人国家,但是这个框架又被从东北起家的满洲,从外围进入到核心,通过占领北京,建立起大清帝国。清朝吸纳了中华治理的传统精要,广袤幅度的国土与众多人群的重新抟合,并置于自身的支配下,形成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又把周边的各民族各族群带入了这个主体民族当中,所以可以说清朝两百六十多年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总的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主体民族与周边各个民族混族群是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而不是越来越疏远。正是通过国家政权的运转和不断的改朝换代,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恰如费孝通指出:“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说到底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产物,具有混合、交融的特性,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联结起来的民族共同体。唯有从中国历史脉络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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