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共和国

远东共和国
1920年成立的远东共和国，是布尔什维克政权与东亚的临时缓冲政权，从安全角度，列宁时代的苏俄对远东共和国的定位，有点类似于日本对满蒙的定位。

远东共和国成为缓冲政权，是苏俄统战政策在领土扩张上的发明与运用，新的统战在远东共和国获得成功后，缓冲政权立刻露出其真面目。远东共和国在其短暂的“立国”期间，成为苏俄颠覆与策反东亚的基地。

布尔什维克在苏俄建立政权，过程如丘吉尔所说，是“史上最轻而易举的政变”，偶然与侥幸建立的新生政权遭到所谓“帝国主义的围堵”，说明苏俄政权的定义，只能是古代“僭主”的现代版。

苏俄处于充满敌意与厌恶的外部环境，直接与正常国家比如代表中华民国正统地位的北洋政府，真正构建起正常的双边外交关系，难度大，希望小。但是如果在幕后操控，由远东共和国先出面，难度相对小，希望相对大。何况苏俄如同被世界遗弃的孤魂，名分已经不重要了。只要通过远东共和国的管道，将布尔什维克党与共产国际的颠覆，输送到中华民国的躯体中，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国民党、共产党、冯玉祥甚至北洋政府，都很难逃脱莫斯科的魔掌。

斯大林控制克格勃（KGB）之前，苏俄的情报特工组织非常复杂。莫斯科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实际上更成为国际性颠覆机构--共产国际的指挥中心，再叠加上远东共和国同类性质的机构，使得在此期间，从莫斯科前往世界各地“支援革命”的情报特工组织，其复杂程度已经达到难以厘清的地步。

从中华民国的角度，北洋政府与苏俄的关系最为疏远，但是被安插的情报特工势力也最复杂。张作霖找到苏俄蓄谋颠覆北京政府的证据，直接进入苏俄驻华使馆逮捕李大钊等人，实际上李大钊是共产国际的人。

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这方面相对简单，重武器等军火及大量资金的支援，是布尔什维克党直接输送的结果。但孙文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共同宣言》之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逐步确立，广州国民政府幕后的莫斯科情报特工组织的构成，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比较，相对复杂很多，也相对混乱很多。
理论而言，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是最高统帅，所有的人都听得他的。因此，斯大林派驻广州的全权代表比如鲍罗廷，就可以代表斯大林发号施令，所有的人也得听他的。虽然大家都听莫斯科的指示，但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受共产国际的情报特工系统控制。国民党与冯玉祥一样，直接接收军援，更多的是受布尔什维克党的情报特工系统控制，只不过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党是“赤化党”，与共产国际也脱不了干系。

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投入，是巨大的天文数字。“共产国际支部”的定义，就在于共产国际的输血功能。输送端一旦停止供应，接收端就会停止运转。

大清与民国转型期对知识青年带来的冲击与不利是：大清（科举之前）的知识青年完成学业后，一般会安排到政府里当正式官吏（科举的功能正是如此）。民国的新式教育，急剧扩张的“大学扩招”式教育体制下，知识青年完成学业后，能够到其前辈师兄府中当私人幕僚，就算是不错的就业了。
领袖当年在师范院校毕业后，就只能在北京的大学图书馆当管理人员（实际上是办理图书借阅登记的工作人员），就是民国知识青年艰难生活处境的例证。在毕业即等于失业或即便就业也是生活拮据的情况下，共产国际的高薪招聘，无疑就会对不少“进步青年”与“革命青年”带来巨大的物质诱惑。

前苏档案《1925-1926年在华军政预算》披露：在华苏联情报人员的收入，高于其国内同行，是中国同行的四倍。按照共产国际不低于100块大洋的月薪，相对于当时北京中产月薪8块大洋的收入，“进步青年”与“革命青年”，获得足以傲视民国甚至大清时代公务员的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