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12
潘金龙越听越糊涂，越来越没精打采了，他早已停止了笔记。他站起来朝讲台右侧的边门走去，我以为他上厕所去了。大约过了十五分钟他才回来，他兴冲冲地告诉我，刚才他是去打电话的，他在电话里与朋友约好，晚上去搓麻将。“麻将真好玩呀，好几天没玩，隐又上来了！”他不无遗憾地说：“我搓麻将已有好几年了，那时我借到派出所，三天两头同他们玩。”我们时而听老师讲几句，沉默了一会儿或者交换几句琐碎的闲话，上午的课终于结束了。
走出温暖的会议厅，暗沉沉的天空中西北风没头没脑地迎面扑来，潘金龙打了个寒噤，急忙把脖颈埋进衣领里，两手深深地插在皮夹克的口袋了里。牙缝里透出发抖的声音：“哎哟，冷死啰，妈的鬼天气！”我们一起迎着凛冽的寒风朝食堂走去。会务组在食堂包了十二个圆桌，我们挑了沿窗的角落里一张空桌子坐下来。谁知有一块玻璃已打碎，冷风直往窟窿里灌。“哎呀，冷死了，这鬼地方连凳子都冰凉的！”他又搓手又跺脚，显出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下午又是更长更枯燥的讲课。
我们培训班的学员每人交了四十元培训费（当然是单位报销的），两顿午饭都在招待所吃，头天晚上还有一次宴会。会餐时我俩还是坐在老地方，只是同桌的人都换了新的。一桌共有八人，其中三位是女青年。潘金龙凑到我耳旁，轻轻地说：“我们这桌女人多，不划算的。告诉你，凡是吃酒水，女人都比男人吃得厉害。”
潘金龙显得很活跃，首先开口招呼大家：“大家吃啊，怎么都不动？这可没啥客气的。人家当官的都在吃，都在拿，嘴里照样喊着“廉政”，我们小百姓吃点又有啥？来来，你们都别客气，一定要把这些都吃光，一点不要浪费掉，这才叫廉政。”大家都被逗笑了，陌生拘谨的气氛一扫而光。
潘金龙皱起眉心，用筷子指点着桌上的冷盘；“商检局真他妈的笨呀，他不会多收点费，收它个一百元，把菜搞得好些，我们回去也照样报销。唉，真没魄力。我看呀，主要是他们的局长科长都是女人，胆子太小。”紧接着，他带着抱歉似的微笑对坐在对面的几位女士声明：“当然啰，我不是指你们呀，你们可别多心哪?”这又引起了三位女士的笑声：“当然不会的，当然不会。”她们咯咯地笑着回答。
晚餐开始前我碰见了金康，我拉着他，请他和我们同桌，他欣然同意。我自己坐在他和潘金龙的中间。他和潘金龙相互通报单位和姓名后，就马上做起生意的事情来。他问潘金龙：他们的公司纱的价格情况，有没有最优惠的“厂长价”，能否给他弄一批货，因为上海有个厂长曾拜托过他。
他那尖尖的白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眼珠一刻不停地转动着，“你的电话是231305，好，我记住了，以后随时找你联系。上海那位厂长说过，只要能搞到纱，你个人有什么要求只管说，我都能满足你。”坐在潘金龙左边的一男一女是医药公司的，女的有二十三四岁，操一口纯正的普通话，看得出她很机灵、又善交际，潘金龙首先和她搭讪起来。她笑着拿出几张自己的名片，用双手端着，样子很恭敬地伸手送到我们每人面前。她叫王惠芸，是安徽人，在上海海运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这里的，在中外合资的公司搞出口工作。在她自我介绍之前，她先向我们介绍了与他同来的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他是我们物资部的经理。”
那个衣着整齐的经理穿了件咖啡色的皮夹克，笔挺的条纹衬衣领子，胸前戴着一条绛红色的领带。他的头发吹得服服帖帖的，头顶上的左侧有一条发缝，将乌黑的头发一分为二，他的长方形的脸上裹着一层灰黄色的皮肤。他朝我们点点头算是招呼，又寒暄几句后就沉默了。他似乎心不在焉，无意与我们交谈。他的那双眼睛总是望着几个主持会议的商检局官员。
潘金龙和金康问了几句关于那个经理的情况，王惠芸告诉我们：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的，他的夫人在某进出口公司当经理，目前在外经委常驻香港的机构里工作。王惠芸吃了几口菜以后，端了一杯啤酒，跑到前面几张桌子上，向检务官余敬酒。那姓余的已被别人敬过几杯，本来没有血色的脸上已涨得通红，眼镜后那双原本冷冰冰的眼睛，此刻已冒出来兴奋的酒意。他用双手挡住王小姐的酒杯，死活不肯喝。可是王小姐执意要敬他，还是磨磨蹭蹭地不肯罢休。
潘金龙还在不断地制造笑话，逗得另外两个女士直笑。金康则打听问讯有关生意的信息，俨然像个大商人。坐在对面靠窗的两位二十三四岁的小姐都是从郊区来的，她们刚才也递给我们名片了。其中一个穿白色滑雪衫的、有着红红圆脸的姑娘名叫王建诊，是郊区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文书。另一个和她同来的穿天蓝色羽绒服的，有着鹅蛋脸、单眼皮的名叫吴山英，她是厂里的检验员。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瘦削的男青年也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他是常熟一家中英合资企业的，刚从南工毕业不久。他那张小小的方脸上戴着一副变色镜，样子很腼腆、拘谨。
大家边吃边谈，很是热闹。潘金龙不时转动着能活动的圆台面，用筷子指点着盘子里的菜，叫两个青年姑娘别客气，务必要贯彻中央的廉政精神。千万别白白浪费了美酒佳肴。他还不住地叹气，抱怨商检局的主办人员没魄力，为啥不多收点培训费，真是太窝囊了，没见过大市面。他的俏皮话不断博得两个女孩子开心的笑声，大家变得随和起来。
那位物资部经理始终心不在焉地望着别的桌子，没有参加我们的交谈。他一定很遗憾坐错了地方，没有机会和达官贵人共进美餐。餐厅里早已沸腾起糟杂的敬酒声和零乱的笑语声。那边的桌子上女局长和女科长正各自端了一杯酒，挨着桌子为大家敬酒。
当她们来到我们桌上，为我们干杯时，潘金龙又大着嗓门与她们逗闹：“嗨，局长，我可有个意见，我说你们应当多收些培训费，每人一百元可不算多，而你们只收四十元，这样让我们多难为情呀！希望你们今后多办几次这样的培训班，多收些钱，我们回厂照样能报销的。”大家都望着他直笑，他向前伛过身子，伸出酒杯：“来干杯吧，为局长的健康，为我们今后工作上的协作而干杯！”大家笑得更厉害了，连女局长和女科长都笑得说不出话来了。
两个主持人走了以后，那位物资部经理端着酒杯，悄悄地离开了我们，跑到别的桌上去敬姓余的检务官了。姓余的青年有三十出头，是科里的“实权派”，企业办证都要通过他，因此人们特别想巴结他。他是国际关系学院外语系毕业的，虽然年轻，资格却很老。他的脸上平时很少笑容。人家去他那儿办事，总扔给他香烟。因此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放满了零乱的香烟。他办事说一不二，没啥商量的余地。他那绷紧的脸上常露出一种权威的傲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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