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有诗论:“象征派的人们说‘大自然是被淫过一千次的娼妇。’但是新的娼妇安知不会被淫过一万次,被淫的次数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要有新的淫具,新的淫法。”话是俏皮话,但也可见话题的重述是普遍的,然而文学的活动仍在于寻找新的角度,制造新的美感。而这种美感则取决于陌生感。
与这种陌生感相对立的却是大量的知识。现代人可知的信息太多,知识的获得总是轻而易举又无穷无尽。这是容易叫人烦恼的,这种处境有点像《圣经》里人类的开篇,吃了智慧果后,开了眼,却“从此人类失落了天主”,开始了“失落的远征”,放现代看,这“失落”的开始是尼采开的篇,他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宣布“上帝死了”,并说“一切重新估价”,从此沸沸扬扬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如火如荼。卡夫卡的讲人的异化,《等待戈多》讲人生荒诞,萨特更是讲“他人即是地狱”。在精神上已越来越无可依靠,甚至极端仇视起人类来,这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叫人思考—。人们把目光从神性到人性转而审视起自身的动物性——文艺复兴以前人们乐于赞美那充满神性的超我,之后乐此不疲地探讨人性的自我,到二十世纪便绝望的看到动物性的本我,诚实的精神其实仍是贯彻的,人类始终在苦于寻找新的角度发现自身。其中的驱动力就是前面说的:知识开始了失落,人类从此要担当起自身。
这种责任感是现代人要承担的巨大的压力,这压力使得我们不得不长于思考命运的境遇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胜负,过去人类也爱讲命运的话题,总还是说命运是无可奈何的,但人是可以反抗的,到现代,似乎越来越强调起境遇的决定性作用,存在主义、新小说、荒诞剧的那一派更是将人置于各种特定的境遇里任其发展,而不再以人物为中心去考虑人自身所具有的改变命运的力量,。这种思考到了博尔赫斯那儿开始反省:他的《小径分岔的花园》,讲一起军事谋杀,德国间谍余准杀害一名叫艾伯特的村民,为的是上报通知德方的情报局一个同叫艾伯特的城市将要被英方轰炮,而第二天余准被捕,消息上报,但同时又传来英国已经攻陷艾伯特。这命运与人的作用在时间线上的交错中激发出了冲突。那么问题就是:究竟是艾伯特命中注定要被轰炸,还是人为的呢?人到底是否具有这样的力量去改变事件的始终呢?这样的思索总是因为人们长时间苦于与周遭的境遇作斗争了,于是现代人的敏感,总是敏于利益的,敏于处境的,真正敏于内心,敏于世界的,很少很少。
以上说那么多,是谓人们在文明的承接中到了这个时间点上的普遍困境,那么在现代这个大处境下,也唯有跳出我们熟悉的处境(有时甚至是迷惑人的“舒适区”)去寻找更新的角度,不囿于知识的局限,才能重新找到美感,这是希望的一面。博尔赫斯的《吉柯德》里,作家梅埃尔即使是想写一部与《堂吉柯德》一模一样的小说出来,对不同的时代而言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其原因是有不同的观察视角,这使我们又得以重新“估价”自身了。
举例,身为一个爱好电影的人来说,张艺谋在艺术成就上无疑是有多方面的学习价值的,但当我在文学课上听到,站在文学批评的观点上看,他电影里所塑造的中国社会是具有一种“满足外国人的偷窥欲”的企图的观点时,我的观念上是有被颠覆的,且观点上先不必去做判断,然而这种颠覆使我跳出了曾经局限的处境,得到了更广阔的视野,这种重要性是高于观点本身的。
说到底,知识使我们认识自我,同时也是局限自我的囚牢,我们需要知识但不能满足于知识,而是永远寻求新的角度,尽力发挥人的作用改变处境,那么无论再小的自我还是再大的世界在胸中清晰的景象也都不在话下了。陌生的美感油然而生,其意义也同时被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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