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末世，统治者最怕同时面临“攘外”和“安内”的两难历史课题。不幸的是，大明帝国的崇祯皇帝就摊上了。
大明帝国遇到的内忧外患局面是空前的，此前还没有一个帝国有此破天荒的待遇。关外的女真集团，劲如北风卷地；关内的农民军势力，猛似烈火燎原。为何局面如此空前糜烂呢？这自然得问问崇祯皇帝的那些老祖宗们。自明英宗起，大明皇帝们躲在深宫里和长城内妄作或不为，似乎成了一种家族遗传病。别说让这些朱元璋的孝子贤孙励精图治，能让他们照常点卯上朝就已难为他们了。尤其是嘉靖帝和万历帝，这两位占坑将近百年的“圣主”几十年不上朝理政，已成见怪不怪的常态。不知这两位“圣主”知否:这样荒政误国，不怕通通报应到朱家子孙们身上吗？这不，这史上最烂的局面就被年轻，勤政，想大有作为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摊上了。皇太极和李自成都是那个时代最难缠的对手。更别说还有朝堂上乱咬互撕的“党争”这位年轻的崇祯帝，何其不幸呀！一言而论:崇祯皇帝碰上神一样的对手，和猪一样的队友，甚至还有猪一样的自己。
崇祯皇帝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让我想起了汉末三国的袁绍。他和袁绍一样既刚愎自用，又优柔寡断。但他没有袁绍的胆识和经历。此外他还性急、多疑、冷酷、且自尊心强，好面子，不信任人。这么复杂甚至矛盾的个性，是怎么来呢？既是身世所拜赐，也是时世所扭曲。崇祯帝朱由检生于帝王之家，且17岁即皇位。其有天生的优越感，自尊心强，这是情理之中。但如此年轻即位也造就了他见识不足，能力有限。显然这多少扭曲了他的自信心。地位与能力的落差，就很容易养成他时而刚愎自用，时而优柔寡断的个性。此外，为王为帝之时，他就耳闻身历宫廷里各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再加上他碰上到处都在反叛和背叛的末世。他怎么可能推心置腹于人呢？又怎么可能不冷酷无情呢？
这位崇祯皇帝就好比是一位急郎中，甚至庸医。对着大明帝国这位沉疴久卧的病人乱用虎狼之药。结果就是越急越乱，越乱越急。最后大明帝国在他手上一命呜呼。这既是他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不幸，也是大明帝国的不幸。我从不怀疑崇祯皇帝励精图治的决心，也不存疑他想做好皇帝的雄心，但质疑他挽救大明帝国的能力。大明帝国的老祖宗们算误了他，但他也误了大明帝国。
你若说崇祯帝生不逢时，这也对也不对。他即位之初，好歹只有皇太极这个外患，而且皇太极也是刚登位不久，此时关内的农民军也只是星火之微。若能谨慎处置好，这短暂而难得的历史空窗期。大明帝国后来或许不至于，同时面临“攘外”和“安内”的两难局面。即使面临了，也不至于一发不可收拾吧。这是他的幸吧！如果是他的老祖宗朱元璋此时即位，恐怕还是能扭转乾坤的。可惜他毕竟不是朱元璋。若说不幸，就是他碰到皇太极这种雄才大略的对手吧！毕竟两人的帝王才略，可谓云泥之别
若说崇祯帝无人可用，这也对也不对。的确，无论是袁崇焕、洪承畴，卢象升、还是孙传庭、吴三桂他们单个，谁都不是皇太极或李自成的对手。但他们也算是一时的干将能臣，只要运用得当，皇太极或李自成不至于太猖獗的，局面也不至于坏到无可救药。崇祯帝手下的确没有韩白卫霍那样的盖世奇才，这是他的不幸。但袁崇焕，洪承畴，卢象升皆有独当一面之才干，王朝末世能有此辈可用，也算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大幸了。可惜崇祯帝不是那种知人善用的明主，最终都一一辜负了，一一断送了。
大明帝国在他崇祯皇帝朱由检手里断送，自然和他那些妄作或不为的老祖宗们有莫大关系。但他真的冤吗？真的如他临终挂树时，理直气壮说:“朕非亡国之君，而尔等皆亡国之臣”的那样吗？我感觉这一幕，很像西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刎时，仰天所说:“非战之罪，此天要亡我”那样。两者都至死不悟。呵呵！其实崇祯帝作为亡国之君，真的不算太冤啊。他的所作所为，除了诛除阉党集团外，其它的举措就不敢恭维了。
一.崇祯帝杀了袁崇焕。袁崇焕是皇太极当时最忌惮的大明帝国干将。如果袁崇焕不死，辽东局面大致可稳。那么天下形势，何至于内外都焦头烂额呢？如果敌军每一次兵临京师城下，就要杀一位兵部尚书或蓟辽督师顶罪。请问崇祯皇帝阁下:后来皇太极又多次入关犯阙，那又是谁的过失？那又得杀多少个袁崇焕呢？
二.崇祯帝裁汰驿站。这个迷惑之举，无意间造成了驿卒李自成和张献忠失业。逼的这两位“刺头”加入造反行列。后来他们又成了大明帝国的主要掘墓人。这能怪谁呢？不正是崇祯皇帝无心栽柳所致吗？
三.崇祯帝断送洪承畴和孙传庭。洪承畴是当时帝国的干将能臣，还是当时让农民军最头疼的对手。这样能臣不用于关内，崇祯帝却调去关外对付皇太极。调去对付皇太极就算了，还催命其妄自出战，致使洪承畴着了皇太极的围点打援的路数，十万大军覆没。此后，又催逼大明帝国最后一员干将孙传庭，出潼关战已势不可挡的李自成，致其兵败身死。不知当年催命哥舒翰出潼关作战的唐玄宗，若看到崇祯帝这些“神来之笔”，是否会有惺惺相惜之意呢？或许会有吧！后来洪承畴归顺清朝，成为了南明政权最棘手的对手。曾国藩曾感叹:张元（投西夏李元昊）不为宋所用，谁之过呢？洪承畴何曾不是如此，被断送干才呢？
四.卢象升得力的“围剿”曾让关内大规模的农民军势力一时熄火。可惜崇祯帝，并没有抓住这消弥两线作战的千载良机。反而举措不当，让张献忠和李自成等死灰复燃。这错过了最后一次翻转整个局面，中兴大明帝国的可能。至此，局势彻底糜烂，有识之士都知道:大明帝国命数，已屈指可数。
五.有胆略的朝臣，主张和皇太极“议和”以图尽可能缓解帝国两线作战的困局。而崇祯帝既想如此，又放不下帝王之尊，更怕担这样的历史责任。结果主张“议和”的大臣，因事机泄露而顶罪被杀。请问崇祯皇帝阁下:你如此行事，哪位大臣还敢为你竭忠输诚呢？谁不寒心呢？从此，外不可攘，内不可安。这又能怪谁呢？
六.李自成席卷中原，声势浩大。此时北方形势已岌岌可危，需要早作退路。有大臣提出让皇帝或太子南迁南京。这本是延续帝国，最后最重要的一步棋。不管将来此举，是否能奏效，但有识之士都知道:这已是不得不走的最后一步大棋。这还有什么好迟疑不决呢？南迁未必就能成为南宋，但不南迁肯定不如南宋。这理都不明吗？崇祯帝对南迁优柔寡断。既想南迁，又怕将来担弃都、弃祖宗陵寝的历史责任。他暗示大臣们群请他南迁。结果大臣怕成下一个顶罪冤死鬼，集体默然或反对。如此，只能作罢。南迁是当时大明帝国残局最后最重要的一步棋了。哪怕崇祯皇帝本人或太子不南迁，难道不应让几个皇子组个班底南迁吗？结果崇祯帝一步善后大棋都没走，可到了李自成军叩国门，又父子满城乱窜。最后逃命不得，才不得不自挂歪树了事。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后来南明之所以彻底失败，主因之一就是缺乏凝聚所有力量的正统皇子。诸王争立，互不统属，造成力量涣散，最终被清军一一击破。可见崇祯帝多没政治远见呀。
诸如此类致命过失，崇祯帝临终怎好有底气来说:“朕非亡国之君”呢？作为皇帝自缢殉国，固然可敬，但误国亡国之过失，也是不能因此稍加掩饰的吧。否则后世之人，哀而不鉴，临难只会一死了事。如此历史的车轮又会掉进同一个泥沟里。这就是崇祯帝朱由检，既值得同情，又不值得同情之处吧！
崇祯帝的自挂歪枝，是大明帝国丧钟最沉重的一声。它昭示了一个庞大帝国已落幕了。但公元1644年的沉钟巨响，却仍在历史时空中经久回荡，让世人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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