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本命年俗称“属相年”，指每个人出生的农历属相所在的年份，每十二年一轮回。由于十二生肖是在十二地支基础上发展的，且有简单形象、周期短、民间流传广等特点，所以相比较其他形式的本命信仰，生肖本命信仰有更广泛的影响力。
除佛教经典、道教符禄、阴阳五行占卜、天文历书等特殊文献外，世俗文献中提到的“本命年”均指生肖本命年。文献记载最早出现“本命”一词的是《三国志》中曹魏术士管辂在谈及自己年寿不永时道：“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
此句中的“本命”只有十二支中的一个“寅”字，由于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密切相关，且文献资料中经常出现以单个生肖代替地支的用法，所以这里的“寅”可推测为生肖本命“寅虎”。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七年元日对酒》之四写道“今朝吴与洛，相忆亦欣然。梦得君知否，俱过本命年。”并自注：“余与苏州刘郎中同壬子岁，今年六十二。”白居易与刘禹锡同生于唐大历七年(772)壬子鼠年，作此诗时正逢一甲子六十年，虚岁六十二，所以诗歌中的“本命年”指生肖本命年。
中国俗语中有“本命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的说法，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肖本命年被认为是不详的，民间又称之为“坎儿年”或“槛儿年”。《七年元日对酒》的后两句“同岁崔何在，同年杜又无。应无藏避处，只有且欢娱。”诗人认为自己第五个本命年已经无处藏避，体现了唐人对生肖本命年的惧怕情绪。
在唐代，生肖本命信仰到底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呢？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了一则故事：陈昭，因患见一人着黄衣至床前云：“赵判官唤尔。”……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门。及入，见一人怒容可骇，即赵判官也。……赵曰：“此足以免。”便放回……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见一马当路，吏云：“此尔本属，可乘此。”即骑乃活，死半日矣。
己经死了半日的陈昭，被赵判官放回阳间，坐骑便是陈昭的本命生肖马。故事虽为杜撰，但是通过本命生肖马与陈昭同回阳间的叙述，可见在唐代本命在则生、本命去则死的观念深入人心，唐人深信属相本命是与一个人命运相连的。
柳宗元《三戒》中的一篇《永某氏之鼠》也记载了唐人关于生肖本命信仰的故事：永有某氏者，畏日，构忌异其。以为己生岁值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蓄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
此人生于子年，生肖为鼠，所以认为老鼠与自己的性命息息相关。因为老鼠喜欢暗中行动，所以此人亦“畏日”；因为老鼠怕狗猫，所以他“不蓄猫犬”，怕与自己本命相克。甚至将老鼠奉为神明，“仓廪庖厨，悉以恣鼠”对其加以供奉，认为老鼠饱食自己便本命无祸。从这则寓言可见唐人对生肖本命的忌惮与信仰甚至到了愚昧的地步。
敦煌文书P. 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创写于归义军时期。此文书对十二生肖本命属相的人生活起居、衣食住行、年岁时运等各方面的宜忌事项全部列出，全面展示了唐人对生肖本命的敬忌事项，如本命子鼠之人：
“命属北方黑帝。子日：料黍三石五十一代。宜着黑衣，有病宜服黑药。大厄子午之年，小厄五月、十一月，不得吊死、问病，不宜共午生人同财出入。”
在亥猪本命人的算卜中，甚至提出了大小便方位：“一生不得向西北方大小便，慎之则吉也。”见唐人对本命生肖与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五方、五色等相关联的信仰程度很深。
在唐代，不仅百姓迷信生肖本命，就连九五之尊的帝王，也逃不出生肖信仰的泥淖，有的甚至酿成天下之灾祸。唐玄宗就是一个对生肖本命特别迷信的皇帝。《新唐书·五行志·鸡祸》记载：
“玄宗好斗鸡，贵臣、外戚皆尚之，贫者或弄木鸡，识者以为：鸡，酉属，帝生之岁也；斗者，兵象。近鸡祸也。”
唐玄宗生于垂拱元年(685)，干支纪年是乙酉鸡年，因为玄宗属鸡，所以酷爱斗鸡，未即位前“乐民间清明节斗鸡”，即位以后“泊鸡坊于两宫间”。玄宗斗鸡甚至发展为一时之风，上至王公下至平民都争先效仿，许多人甚至不惜重金斗鸡，以至倾家荡产，“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
据说唐玄宗在一次出游途中，遇一小儿贾昌玩木鸡。玄宗将小儿召入宫中，使其在鸡坊训养雄鸡。因贾昌训养有方，深得玄宗赏识，遂“金帛之赐，日至其家”。贾昌在当时号称“神鸡童”，社会地位日变，他的父亲去世时唐玄宗下令“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
时人有诗讽刺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新唐书》中对唐玄宗酷爱斗鸡一事记载为“鸡祸”，认为“斗者，兵象”，虽然有一定封建迷信成分，但是玄宗时期之所以爆发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玄宗后期的贪于享乐、用人不当和不理朝政。这一点在其对斗鸡活动的痴迷中就可见一斑。
玄宗生于乙酉鸡年，在中国传统的十二支五行方位属性中，酉属金、金属西方，所以玄宗“玄宗乙酉岁生，以华岳当本命”。出于对本命所在之尊崇，玄宗在华山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如“封华岳神为金天王”、“于华岳祠前立碑”、“于岳上置道士观，修功德”等等。
天宝九载(750)，礼部尚书崔翘等还曾劝说玄宗于西岳华山封禅，其中重要理由就是“金方正位，合陛下本命之符”。大臣们更是利用玄宗此对本命生肖的迷信心理，上演了一幕幕政治剧。《旧唐书·李适之传》中记载：
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相，累封清和县公。与李林甫争权不叶，适之性疏，为其阴中。(李)林甫尝谓适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上未之知。”适之心善其言，他日从容奏之。玄宗大悦，顾问林甫，对曰：“臣知之久矣。然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可穿凿，臣故不敢上言。”帝以为爱己，薄适之言疏。
阴险多谋的李林甫，就是利用了玄宗迷信本命的心理，略施小计，把政敌李适之推到了尴尬的境地。除玄宗外，《新唐书·李泌传》中还有一段关于唐德宗李适的生肖本命信仰记载：
代宗将葬，帝(德宗)号送承天门，而辍车行不中道，问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灵驾以谋身利!”命直午而行。
唐德宗生于唐天宝元年(742)即壬午马年，十二支中午的五行属阳火，位居南方，承天门为长安城中太极宫正南门，门外正对的承天门大道当然亦属午，所以司礼官不让代宗灵车行承天门街，怕冲撞德宗本命。德宗李适并没有听从有司的安排，只能说明作为一国之君，儒家传统孝道必须尊重，这也不能证明他并不信仰本命生肖。
唐代生肖本命信仰还多利用于篡权者的权谋与政治活动中。唐末义胜军节度使董昌，乾宁二年(895)在越州(今绍兴)自立为帝，改元顺天。其短暂的称帝偕越过程，被视为笑柄记载在《会稽录》中。他之所以欲望熏心，莽撞称帝，是轻信了山阴老人给他献的一个谶谣：“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人日上生。”
于是，自认为天命己归于自己的董昌便经常说：“我兔子上金床也。我卯生，来年岁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当以卯时。万世之业，利在于此。”董昌认为自己是帝王之材，并于第二年称帝，便是出于其对本命的相信:兔子已上了金床，卯年卯月卯日称帝必成。
据说董昌未败前，越州一狂生在旗亭上写了四句诗：“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兔白，夏满镜湖平。”第二年(896)夏，董昌被钱镠消灭，此诗才被人破译：“日日”为昌，“草重”为董，越州原来是隋朝越国公杨素所筑，所以“傍素城”指董昌割据越州。钱镠是公元852年，即壬申猴年生人，“诸侯(猴)”指钱镠，董昌属兔，“兔白”指董昌，则暗指董昌将被钱镠诛灭。
撰稿/春雨【读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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