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缩编版
第一章 资本的五个秘密
柏林墙的倒塌结束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对抗。历史发展到了这里，很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开始试探地选择资本主义国家方式，比如不同程度地部分地私有化，允许私人资本的经营，大幅度地引进外国资本等等。然而它们的这些努力并没有换来人们所想象的理所当然的结果。在过去的几年或几十年里，从俄罗斯到委内瑞拉，经济的发展变得满目疮痍，国民收入显著下降，国内充斥着忧虑不安和愤怒的情绪。《纽约时报》曾经有一篇社论评价说：“在世界大多数地区，一度笼罩着冷战胜利的余晖，而且为西方社会所揄扬的市场经济已经失去了往日炫目的光环，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的残酷性、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厌倦、反感和警惕”。资本主义原本很有理由成为其他国家治疗经济和政治痼疾的一剂良方，但很遗憾的是，它仅仅在美日英以及西方国家获得了成功，而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资本主义化的努力一再遭遇失败。当资本主义的尝试遭遇失败之后，西方人通常的反应并不是质疑这些措施的可行性，而是指责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缺少创业精神，不懂得市场定位，或者归根到底，是他们的智商太低。试图归因于文化因素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假如说文化因素是实行了资本主义的日本、瑞士和加利福尼亚获得成功的关键，那么同样，文化因素也可以是中国和拉美一些国家相对贫困的原因。有谁会坚持认为在拉丁美洲与俄罗斯民族之间，会存在某种文化的共同性呢。
在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城市里，有着为数众多的创业者。假如你经过中东地区的市场，或者搭车到拉丁美洲的乡村旅行，或者坐上莫斯科的出租车，总会有人想同你做一笔交易。这些试图过渡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充满了智慧、热情和白手起家的卓越才干，他们不是一无所有、可怜兮兮的乞丐，也不是那种缺少鉴别能力，看不到本国文化的机制障碍，只会一味固守陈规旧习的文化囚徒。既然如此，为什么资本主义导致了西方国家的繁荣，却没有为他们带来同样的财富？
著名秘鲁籍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及其他的研究团队在亚洲、非洲、中东地区以及拉丁美洲挨门逐户地调查，收集大量数据和事实以试图揭示其中奥秘。调查表明，大多数穷人已经拥有了足够使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财富资产。即便是在最贫穷的国家，穷人也有积蓄。例如，在埃及，穷人积累的财富，是这个国家有记载的直接外资的45倍；在海地这个拉丁美洲最贫穷的国家，穷人拥有的全部资产比这个国家1804年从法国统治下独立后获得的所有外国投资多150倍。假如美国把它的对外援助预算提高到国民收入的0.7%，那么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至少需要150多年的时间才能做到使得对外援助的资产价值与世界上穷人所拥有的资产价值相当。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在这些贫穷国家不能成功的原因，似乎与财富资产数量没有多大关系。
关键的根本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这些国家人们的财富资产无法顺利地形成资本。资本是提高生产力，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根本力量，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线，是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基。而事实上，那些阻碍资本主义制度获取成功的国家，人们掌握财产的方式有着巨大的缺陷：他们的房屋建筑在所有权记录不够完善的土地上；他们的公司既没有法人地位，也没有明晰的职责；他们的财产权利没有得到可靠的登记和确认，无法顺利地转化成资本。他们的交易只能够在彼此了解和信任，范围狭窄的熟人圈子里进行，而不能延伸到更广阔的市场中。他们的资产既不能作为抵押物而获得投资，也不能投资成为股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国家，每一块土地、每一座建筑、每一台设备，每一件库存都在所有权文件中得到了清晰、确定的表述。他们的资产与其他领域的经济活动紧密相连。所有权文件成为这一庞大、潜在的生产过程的可见标志。得益于这种表述，财产可以作为贷款抵押物使用。在美国，开办新型企业的一个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就是企业家房产的抵押贷款，这些财产能够作为资产所有人的信誉证明，它们是用来偿还债务的保障，是建立可靠而普遍的公共管理设施的基础，也是发行有价证券的基础。这些有价证券还可以在二级市场上销售和再贴现。通过这一系列过程，西方国家最终能够为资产注入活力，使它们成为通用的资本。
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并不具有这种表述体系。因此，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处于资本严重不足的局面。这些国家中的人们，并非一无所有，但他们缺少的是转化、创造资本的途径。他们有房屋，却没有所有权凭证；他们有庄稼，却没有契约；他们有企业，却没有法人地位。从回形针到核反应堆，他们能够学到并适应西方的每一种发明，然而，由于缺少关键性的财产表述，他们始终无法创造出充足的资本。这就如同一家资本不足的公司，它发行的有价证券的价值，低于公司的收入和资产的价值。那些国家的穷人创办的企业，类似于无法依赖发行股票或债券而获得投资和资本的公司。换句话说，没有上述的所有权表述体系，他们的资产就是一种羸弱的、病态的、僵化的资本。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资本主义不可能正常运转。
为什么必须通过所有权文件表述财产，才能够从财产中看到资本，并进而转化成资本呢？这正是资本的秘密所在，也就是资本得以行动、运营和生长的秘密。我们知道，并非一切真实存在并发生着作用的事物都是有形的、可见的。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创造了一系列表述方式：文字、音符、会计、复式记账法等等，人类用双手永远无法触摸它们，却可以凭借思维去掌握它们。比如，时间是真实存在的，但只有通过一只沙漏、钟表或一部日历对它进行表述，我们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和利用时间。假如你可能正被来自乌克兰、中国或巴西的电视信号团团包围，然而你根本不会看见它们，也无法直接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不过你可以借助一台电视机的帮助，电视信号就可以被解码成有声有形的真实图景。
为什么一种极具价值的事物，有时候会轻易地从我们思维的缝隙中溜走？我们知道怎样运用某种技能，却不理解其中的工作原理，这种情形并不罕见。早在磁场理论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之前很多年，水手们就已经开始使用带有磁铁的罗盘为船只导航；早在孟德尔阐述遗传学原理之前，动物饲养者就在实践中掌握了可靠的遗传学实用技术。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把他们创造资本的体制视为理所当然，任由这一体制的历史处于模糊不清、不加论证的状态。今天的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们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本国的历史。如果需要了解并揭示资本的起源，掌握如何在没有充足资本的前提下构建资本主义制度的奥秘，解释和修正贫穷国家在经济上遭遇的失败，我们不妨回到这些历史中进行一番求证和发掘。
很多地区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显著的不平等，地下经济黑手党泛滥，政局不稳，资本流失，对于法律的极端漠视等等，人们一定会以为这仅仅是在描绘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但1783年的美国就是这番情景。当时的总统乔治·华盛顿抱怨说：“匪徒们过于猖獗……他们牺牲了许多人的利益，他们掠夺并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财富。”这里所谓的“匪徒”，指的是那些占据了不属于他们的土地的非法移民和不合法创业者。美国西部的拓荒者，尽管在土地上定居下来，而且拥有了自己的商品，却不具备这些资产的所有权文件。在随后的100年里，非法移民为了获得土地所有权而战，采矿者也为了矿山开采权而斗争。当时的所有权法律在不同城市和地区存在着差异，缺少平等性和一致性。为了获得财产权，年轻的美国陷入了动荡和对抗的社会漩涡中，当时的西方其它国家也好不到哪里。英国的亚当·斯密还得在在黑市上购物；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伙同当时的技术统治论者们，把1.6万个小企业经营者判处死刑，他们唯一的罪名就是违反法国工业法令，私自制造和进口印花棉布。当时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家们所面临的艰巨挑战，就如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领导者面临的挑战是一样一样的。
西方国家的历史就是许多国家今天的情形。西方国家成功地凭借充足的资本而走向繁荣，却鲜有人回顾这一过程是如何产生的，资本的创造是如何实现的。对于当时的情形，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描述说：“在社会和文化中出现了惊天动地的事件，他们激发了普通人的激情和能力，这在美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他所说的“惊天动地的事件”，指的就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建立广泛、正式的产权法，确立了通过法律创造资本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标志着美国人越过临界线，步入了成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历程。此时，资本主义不再是一个私人俱乐部，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潮流。令乔治·华盛顿恐惧的那些“匪徒”，也变成了推崇和爱戴美国文化的拓荒先驱们。
第二章 遗漏的信息
想象一下这样一种国家：没有任何人知道谁拥有什么，居民的地址难以核实，人们可以欠债不还，资产不能够顺利地转化成货币，所有权不能分割为股票，对于资产的描述既缺乏统一的标准，也不能方便地进行比较，在不同的居民区乃至街道之间管理财产的制度都不同。这就是你置身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前共产主义国家所能看到的情景。世界上那些与西方的精英阶层形成鲜明对比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如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他们拥有的财产超过人们的想象。
19世纪的美国，正从一片荒芜的状态中构建出一个社会。美国不仅从英国继承了相当复杂的土地法，也继承了一个规模庞大、互相重叠的土地转让制度。同一英亩土地，可能属于英国王室转让给某个人的大块土地中的一块；也可能属于另一个人：他宣称这块地是他从一个印第安部落那里买来的；甚至还可能属于第三个人：他宣称这是州立法机关给予他的馈赠品，用来代替他应得的薪水。这三个人实际上甚至可能没有哪个人亲眼见过这块土地。当初美国这个国家到处是移民，他们划定了分界线，耕种田地，建筑房屋，转让土地，建立信用制度。而在之后很久他们才得到各个州政府赋予他们相应的所有权。这一时期就是被称作“野蛮西部”的拓荒者年代。之所以称其野蛮，是因为这些拓荒者大多都是不合法的居民。他们坚持认为是他们的劳动而不是正式的所有权凭证或强制的地区分界线，才为土地赋予了价值。他们相信只要占据土地，并通过建造房屋，开辟农场，将土地加以改善，土地就是属于他们的财产。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却并不这么认为，当权者派出部队，烧毁了他们的农场，摧毁了他们的房屋。定居者们被迫进行反击或撤退，当士兵们离开以后，他们又重建家园，继续为获得生存而拼搏。
一场令人惊奇的革命
在1950年以前，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农业社会，他们的组织方式会让一个18世纪的欧洲人感觉熟悉和亲切：大多数人都在别人的土地上劳作，这些土地属于少数的大地主，其中一些人是当地的寡头政治集团成员，还有一些人是殖民地种植园园主。当时的城市规模很小，主要的功能是市场和港口，而不是工业中心，他们被少数商业阶层所控制，他们用数量惊人的规章制度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1950年以后，在第三世界爆发了一场经济革命。这场革命类似于1800年欧洲社会的情形。新型机器的问世，减少了对于农业劳动者的需要，新型药品和公共健康措施减少了婴儿的死亡率，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很快，成千上万的人沿着新建成的高速公路来到城市里。
这些城市充满了无穷的诱惑，人口开始激增。以中国为例，从1979年开始，超过1亿的人口从乡村进入城市。在1950～1988年之间，海地首都太子港的人口从14万增加到155万人，到了1998年，这一数字接近200万。在这些人中，大约有2/3的人居住在棚户区或贫民窟里。早在1973年移民的最高峰到达之前，专家就对城市移民的激增感到恐惧和绝望。“一切都变了样子，似乎城市正在解体。”一个城市规划专家这样写道，“到处都是建筑，它们以各种形态被建造起来，而且不受控制。污水处理系统无法排除雨水，每天都会发生阻塞，人口集中在划定的区域里，那里没有任何基础性卫生设施，大街的人行道完全被小商小贩所占据……这个城市已经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几乎没有人预见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会出现如此惊人的转变。当时流行的一种发展理论，试图把现代化引入农村地区，因为他们认为农民根本不应该到城市里去寻求20世纪的文明。尽管遭遇了越来越强的敌意，千百万人还是继续涌入城市。他们遇到了一堵难以逾越的墙壁：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使他们难以合法地从事社会和经济活动。这些进入城市的外地人，在获得合法的建筑、开创正规的企业或者找到一份合法的工作方面，面临的是无法克服的艰难。
获得合法地位的重重障碍
为了了解这些移民的生活究竟有多困难，经济学家德·索托及其研究团队在秘鲁首都利马郊区开设了一家小型服装加工厂，目标是建立一个新型的完全合法的企业。该团队开始填写各种表格，长时间排队等候，经常乘坐公共汽车，目的是为了到利马市中心领取各种证明文件，以便按照法律规定获得足够的资格在秘鲁首都经营一家小型企业。他们每天花费六个小时，最终完成了企业注册，竟然用去了289天。尽管这家小型服装厂加工厂只要一个工人就可以运转起来，但是办理合法注册的成本，却花了1231美元，这是工人最低月薪的31倍。要想获得在一块国有土地上建造一座房屋的许可证，需要花费6年零11个月的时间，与52个政府部门打交道，完成207道行政手续，而要想得到那块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凭证，需要完成728道手续。我们还发现私营公共汽车，小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司机，要想获得运营路线的官方许可，要用26个月完成官僚主义者的层层规定。
德·索托及其研究团队在当地同行的帮助下，在其他国家重复了同样的实验。实验者遭遇困难的艰辛程度，丝毫不亚于秘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菲律宾，如果一个人在国有土地或私有城市用地的某个定居点当中，已经建立起了一座房屋，那么要想通过合法的方式把它购买下来，他必须与邻居们组建起一个协会，来满足一种“国有房屋金融计划”的要求，整个过程需要完成168道手续，其中涉及53个国家和私人机构，需要花费13到25年时间，而其中竟然还有前提：国家房屋金融计划具有足够的资金供应。如果房屋恰好位于被视为“农业用地”在某个区域内，定居者还必须清除额外的障碍，即把这块土地转变为城市用地，这意味着他要接触13个部门和完成45道官僚程序，并且还要为提出申请额外花两年时间。
在埃及，一个人想要在国有沙漠地上获得并合法注册一块土地，他至少要完成77到官僚程序，与31个国家和私人机构打交道，这可能要花去5～14年时间。要在过去的农业用地上建立起一座合法的房屋，需要花费6～11年时间与官僚主义周旋，或许还要更久。这就是470万埃及人选择以非法的方式建造房屋的原因。如果某个定居者在盖好房屋后，决定成为一个合法公民，并花钱购买他的房屋所有权，那么他就要承担各种各样的风险：他的房屋有可能被摧毁，可能需要向政府交纳一笔数量惊人的罚金，甚至可能要坐上十年监牢。
在海地，一个普通的公民要想合法地定居在国有土地上，他采取的方式可能是首先要从政府那里将这块土地租借5年，然后把它买下来。德·索托研究团队的工作人员与海地的同行一起努力工作之后得到的结论是：要想得到这样一种租约，需要完成65道官僚手续，平均至少需要花费2年时间，如此成本得到的只是将土地租借5年的权利。而要想获得这块土地，还需要额外克服111道官僚手续方面的障碍，花费12年以上的时间。换句话说，合法拥有一块土地的全部时间是19年。即便是如此漫长的鏖战，也不能确保其土地的所有权具有合法性。
实际上，在我们调查的每一个国家，我们发现，保持合法地位与取得合法地位几乎同样艰难。那些移民违背法律的程度，远远无法同法律对他们的敌意和驱逐相提并论，这几乎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情形。最终他们只好选择游离于法律制度之外。1976年在委内瑞拉，有2/3的工作者就职于合法建立的企业，而在今天这一比例还不到1/2。在30年前的巴西，新建的房屋有2/3以上用于出租，而在今天，新建的房屋只有大约3%的比例能够正式作为租赁房屋使用。
城市新来的移民放弃法律制度时，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国家的法律之外生活和工作。他们按照自己制定的有约束力的非正式协议，来保护和利用他们的资产。这些协议有选择地借鉴了正规法律制度的规定以及特殊的临时协议，同时参考了他们的出生地或在当地形成的惯例。他们由一种“社会契约”而凝聚在一起，这种契约得到了所在社区的支持，并通过社区选举出的权力部门产生效力。这种法律之外的社会契约，创造出了一个富有活力的社会领域，并且成为穷人世界的活动中心，但致命的缺陷就是无法形成可令经济繁荣的充足资本。
资本不足的社会部门
尽管移民是法律制度的边缘人，但他们已经很难回到无所事事的状态。在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在那些资本不足的社会部门，人们每天都在勤奋地工作，他们充满了创造性。在街道两旁，小作坊式的企业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他们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物品，从服装、鞋类到卡蒂埃手表和威登皮包的仿造品。许多加工车间能够加工和改造各种机器、小汽车乃至公共汽车。那些进入城市的贫穷移民建设起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居民区，他们偷偷地接入了公共水电系统，使企业和居民区得以运转，那里还有许多修补牙齿的牙医，他们没有任何营业执照。这些来到城市的新创业者，填补了合法经济领域的空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未经授权的公共汽车，小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占了公共运输系统的绝大部分，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那些贫民窟的小商小贩，提供了市场所需要的大部分食物，他们推着手推车沿街售卖，或者在街道上自行建立起一个个摊位。
1993年，墨西哥商会对墨西哥城联邦区的街道摊位进行统计，得到的数字是15万个，而在墨西哥其他43个中心地区，还有29.3万个摊位。这些规模很小的摊位，平均宽度只有1.5米。如果墨西哥城的摊贩把摊位在街道上排成一条直线，中间不留任何空隙，它们的长度就会超过210公里。成千上万的人在不合法领域开展工作，他们走出家门来到街道上，置身于城市里那些未经注册的商店、办公室和工厂。1994年，墨西哥国家统计局对这个国家所有非正式的“微型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它们的全部数量达到265万个。这正是那些资本不足的社会部门现实经济生活的缩影。在前共产主义国家，你甚至会看到没有登记在案的、更为复杂的经济活动：从生产电脑硬件和软件到制造销往国外的喷气式战斗机。俄罗斯与海地、菲律宾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当然完全不同。然而自从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以后，前苏联国家同样陷入了非正规所有权的模式。1995年，《商业周刊》报道说，在俄罗斯的1000万农民中，“大约只有28万人拥有自己的土地”。另一条报道描绘了与之相似的第三世界面貌：“在前苏联国家，土地的私有权、使用权和转让权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而且显然不受法律的保护……用于保护土地所有权的市场经济机制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国家仍在大力限制那些不正规的土地使用权。”从1989～1994年，根据电力消耗做出的统计表明，前苏联国家非正规经济活动的生产总量从12%上升到37%，某些行家认为这一比例实际上可能更高。对于生活在西方国家之外的人而言，所有这些都算不上是新闻。那些国际性商业机构把他们的顾问派到城市体面的街区，进入金碧辉煌的玻璃写字楼，与当地的私营部门打交道，然而他们所面对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企业家。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新兴的经济力量其实是写字楼下面的那些废品收集者、电器制造商和不合法的建筑公司。这些国家的政府只能面对这样一种现实的选择，要么把这些资源纳入统一而有序的法律框架中，要么让其继续留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僵化的资本有多少？
在过去的10年里，在当地有经验的专家协助下，德·索托的研究团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五个城市进行了调查，他们包括：开罗、利马、马尼拉、墨西哥城和太子港，调查的对象是那些被歧视性的法律摈弃于资本经济之外的人所拥有的财产价值。为了使调查结论更为可信，我们不妨把注意力集中于房地产上，它是最容易接触，也最容易看得见的资产类型之一。
与销售食品和鞋类、汽车修理或生产仿造的卡蒂埃手表不同，这些活动很难量化，其价值更是难以衡量，建筑物是不可能隐藏的，只要评估建筑材料的成本将不同建筑的销售价格进行比较，你就有可能确认它们的价值。他们用了几千个工作日，按着街区清点建筑物的数量。得到了授权后就在每个国家将获得的数据公布出来，使之得到公开的讨论和批评，并与当地人合作，对采用的方法和结果进行反复测定。
不难发现，在那些资本不足的领域，人们遭遇到多少种形式的障碍，就会采取多种方式私自建造房屋。最常见的形式是在国有土地上建立棚户区。研究发现，人们还有更多可以规避房地产法律的创造性方法。例如在秘鲁，人们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从土地的前任主人那里买下土地，或把它们转化为居民区和工业区。由于没有便利的法律手段，改变土地的使用权，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就会以不合法的方式将土地分成小块儿私自使用。最终几乎没有几个人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在太子港，即使那些地价相当高昂的地产出现变更，也不会有人花费力气去通知登记处，因为登记处对于这种情形几乎束手无策。在马尼拉，在那些被划为工业区的土地上，各类住宅拔地而起。在开罗，那些住在4层高楼房的老居民，非法在楼顶上增建起3层公寓，把它们卖给亲属或外来的移民。同样是在开罗公寓的合法承租人，把房屋分割成更多的部分，按照市场价格将它们出租，导致他们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公寓的租金就被冻结，它们今天的价值每年还不到1美元。
有些房屋，从建筑的第一天起就是非法的，它们违背了所有的法律规定。其他的建筑物，比如太子港的住宅和开罗的那些受租金支配的公寓，最初都诞生在法律制度下，但后来却不再受法律的管辖，因为遵守法律的代价太高，程序过于繁琐和复杂。在我们调查过的那些城市里，几乎所有的房屋建筑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退出法律的框架，实际上，也许只有法律制度才可以为房屋所有者提供创造资本的文件表述和规章制度。也许某些人手里至今仍旧保存着各种房契或某种协议，但这些资产真正的所有权地位已经不在官方的登记制度之内，留下来的只是过时的图纸和记录。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大多数人的资产如果从商业和财务角度来看待，都成为一种无形资产。没有人真正知道谁拥有什么，它们位于何处，谁应该为履行义务负责，谁应该为损失和欺骗行为负责，或者说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使业已到位的服务和商品获得资金偿付。归根到底在这些国家，大多数有潜力的资产都没有得到确认，也没有产生应有的价值，可以运转的资本数量少的可怜，经济交流遭到遏制，变得萎靡不振。
在这些资本不足的领域，其真实的图景显然不同于我们对发展中国家通常的印象。第三世界国家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在那里，财产的所有权难以核实，也难以通过法律的形式使之生效，而且他们不受法律所承认的各种规章制度的管理，这些资产潜在的经济特性和价值一直没有得到确认和组织，他们也无法通过多重交易产生附加值，因为他们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容易导致误解混乱协议的变更、信用的丧失。简而言之，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资产只能算是资本的死婴或资本残骸。
这些僵死的资本有多大价值？
僵死的资本堆积如山，充斥了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各个角落。据研究资料，在菲律宾57%的城市居住者和67%的乡村居民的住房都属于僵化的资本，在秘鲁53%的城市居住者和81%的农村居民都住在非法建筑中。在海地和埃及，这一数字更令人吃惊。海地68%的城市居住者和97%的乡村人口的住房，都没有明确的合法所有权证书，在埃及92%的城市居住者和93%的农村人口的住房都属于僵死的资本。
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住房大多不具有多少价值，在太子港一个棚屋的价值仅为500美元，在马尼拉，在一条遭到污染的航道旁边的小房子，其价值仅为2700美元。在开罗外围的一个村庄，一所相当大的房屋的价值，仅仅在5000美元左右。在利马周围的山区，一处带有车库和大型落地窗的高档平房，其价值仅为2万美元，但是在那里还有很多类似的建筑，总体算来，它们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当地富人的全部资产。
在海地，那些没有所有权凭证的城市和农村房地产，总体价值约52亿美元，而按照当时的计算标准，它是海地所有合法经营的公司全部资产的4倍，是政府拥有的全部资产价值的9倍，是到1995年为止，海地有史以来获得的国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58倍。那么海地是否是一种例外情形呢？也许有这种可能，毕竟它是法属非洲殖民地的一部分，它被意外地放到了美洲的版图上。那么，我们不妨考虑一下秘鲁，这是一个融合了西班牙文化、印加文化的美洲国家，它有着完全不同于海地的传统和种族结构，在秘鲁以非法的方式建立的城市和农村房地产，其价值达到了740亿美元左右，它是利马股票市场在1998年暴跌之前全部价值的5倍，是可以实行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和建筑设施价值的12倍，是这个国家有历史记录以来，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价值的14倍。难道你会认为秘鲁的正规经济也受到了古代印加帝国传统的限制、西班牙殖民者腐败政策的影响，或者与近年来秘鲁政府与光辉道路这一恐怖组织的战争有关吗？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菲律宾，它曾是美国在亚洲的一个被保护国。在这个国家，不具有所有权的房地产价值为1330亿美元，是菲律宾股票市场上市的216家国内公司资本总额的4倍，是该国商业银行全部存款的七倍，是国有企业全部资产的9倍，是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4倍。或许你可以说菲律宾或多或少受到了前西班牙殖民地基督教制度的影响，是个反常的例子。那么我们还可以在来看看埃及。埃及在房地产领域僵死的资本价值，总共约为2400亿美元，这是开罗股票市场全部股票总值的30倍，而且正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它是埃及全部国外投资的55倍。在被德·索托研究团队调查过的所有国家，穷人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了惊人的财富，到目前为止这些财富也是用于发展的潜在资本的最大来源。这些资产不仅远远超过政府拥有的资产、当地股票市场的价值和国外的直接投资，而且它们也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全部援助以及世界银行提供的所有贷款大许多倍。
假如把上述四个被调查国家的数据应用到整个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得到的结果甚至更加令人吃惊。根据推算，在这些国家里，大约85%的城市土地和40%～53%的农村土地，按照它们当前的使用方式，完全不可能创造出资本来。为所有这些资产赋予某种价值，得出的无疑是个粗略的数字，但这种推算虽然不太精确，但却是相当保守的。根据这种推算，在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穷人所占据但不合法拥有的房地产，其总体价值至少为9.3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数字，9.3万亿美元，它大约是美国流通货币总量的2倍，接近于全世界20个最发达国家主要股票市场，包括纽约股市、东京股市、伦敦股市、法兰克福股市、巴黎股市、多伦多股市、米兰股市、纳斯达克以及其他十多个股票市场所有上市公司的总值。它是自1989年以后的10年里，所有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获得的全部国外直接投资总量的20倍以上，是在过去30年里，世界银行提供的全部贷款的46倍，是同一时期第三世界获得的所有发达国家发展援助总额的93倍。
大面积的“金刚石”
“世界性的贫穷”这一词汇，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这样的画面：那些一无所有的乞丐们，睡在加尔各答的马路边；那些饥饿的非洲儿童在沙漠上嗷嗷待哺……这些画面固然是真实的，我们在地球上的千百万同胞，需要我们的关心和帮助。然而这种关于第三世界的片面的图景，并非是真实精确的写照。它很容易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忽视了在穷人中出现的弱小创业者，以及他们通过艰辛的劳动取得的惊人成就。他们克服了所有可怕的障碍，创造出他们所在国家的大部分财富。一个更为真实的图景应该是在这样的：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辛苦劳作，省吃俭用，用储蓄的钱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建造房屋，而且他们甚至正在建立工厂和企业，这在我们常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他们做到了。将这些了不起的艰辛创业者描述为全球性贫困根源的说法，是自以为是的，他们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美国内战之后，一个名叫拉塞尔·康维尔的演说家，穿梭于美国各个地方，传播了一个让数百万美国人感到振奋的预言。他讲述了一个印度商人的故事：一个预言家向这个商人承诺，只要他寻找到属于他的宝藏，他的富有程度将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这个商人走遍了全世界，当他回到家里时已经老朽不堪，心情忧伤，而且一无所获。当商人再次进入被他遗弃的房间时，他忍不住想喝一杯水，不过他家里的井已经被淤泥填满了。他疲惫地拿出铁锹，重新挖了一口井，结果就发现了戈尔康达，全世界最大的金刚石矿之一。康威尔的这个预言，对于我们应该有所帮助，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需要为了寻找到财富，而在世界各国外交部和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徘徊和周旋，就在他们国家最贫穷的居民区和棚户区，即使那里不是几英亩面积的金刚石产地，它也蕴藏着数万亿美元的资产，只要能够揭开将资产转化为有效资本的奥秘，他们就可以立刻投入使用。
第三章 资本的秘密
资本概念的涵义
要揭示资本的秘密，我们必须回到“资本”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上。在中世纪的拉丁语中，“资本”最初是指牛或其他家畜的头。家畜一直是当时财富的重要来源，家畜不仅能够提供肉类，人们饲养家畜的成本也很低。而且家畜可以活动，主人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带领它们逃离危险之地。家畜的数量和大小也很容易计算和衡量。更为重要的是，从家畜身上你可以得到额外的财富或附加值，比如牛奶、皮革、羊毛、肉和燃料。家畜还有一种价值特性：它们可以繁殖后代。因此，“资本”这个词具有双重含义：它表示你可以从资产（家畜）中获取物资资源，同时也可以提取它们产生附加值的潜能。由此可见，“资本”一词从牲口棚到经济学创立者的书桌之间，仅有一步之遥。
资本首先是一种抽象概念，它必须被赋予一种固定的可见的形式，才能够发挥作用。资本有着许多实实在在的表述，仅仅记住蕴藏在这些表述形式背后的一种概念，远比从本质上掌握这一概念容易得多。在现在的货币经济世界中，资本总是被人们与货币混淆在一起，而货币只是资本发展过程中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人们的思维集中在“货币”上要比集中在“资本”上更加简单容易，但你如果认为货币可以把资本固定下来，这种想法就是错了。货币仅仅是资本流通的一个车轮，但它不是资本本身。货币仅仅是有助于商品交易，使得我们得以进行买卖行动，但货币本身不会产生出任何新的东西。只要你不再认为“资本”是“可以储蓄和投资的货币”，资本的神秘性就消失了一大半。认为货币可以将资本固定下来的错误看法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现代商业总是以货币来表述资本的价值。实际上如果不借助于货币，就很难评估不同类型的资产比如机械、建筑、土地等的全部价值。归根结底，这正是货币被发明出来的原因，货币提供了一种标志化的参照体系，使我们可以衡量资产价值，由此实现不同类型的资产交换。但即便货币有这样的用途，它也不能够以任何方式将某种特定资产的抽象潜能固定下来，并使之转化为资本。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总是滥用货币导致经济膨胀，但它们还是无法创造出更多的资本。
资产的潜能
当你沿着中东地区，前苏联或拉丁美洲的大街小巷行走时，你会看到许多事物：用作栖身之所的房屋，用来开垦播种和收获的土地，用以购买和销售的货物。在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国家，资本主要服务于满足眼前的物质需要。但在西方，资产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还具有另一种与之并行的功能，将资产转化为资本。例如资产可以用作抵押物，从其他的个人或团体那里获得某种利益，通过提供其他形式的信贷和服务，可以让资产运转起来，进而获得更多的产出。为什么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建筑物和土地不具有同样的并行功能呢？为什么数量惊人的9.3万亿美元的僵死资本，不能够产生超出其自然状态的价值呢？僵死的资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或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将一种物质资产加以转化，使之产生资本的过程，比如用房子做抵押获得贷款，为建立一个企业筹集资金，需要的是一整套相当复杂的程序。它的复杂程度，就如同爱因斯坦描述的那种物理过程：一块砖也能够以原子爆炸的形式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据此类推，穷人已经在他们的房屋里面积累了数万亿块砖，资本就是从这些砖石中发现潜在的能量并使之释放的结果。
但是从一块砖里释放出能量，与让一座砖砌建筑物释放出资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的差别。尽管人类，至少是一大群科学家，掌握了从物质中提取能量的方法，我们却似乎忘记了从资产中获得资本的过程，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全世界80%的地区处于资本不足的状态，人们不能从他们的房屋或其他财产中获取足以产生资本的经济能量。更为糟糕的是，发达国家似乎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相关指导和帮助，为什么在西方国家资产能够用来产生大量的资本，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资产产生资本的情形却微乎其微。
能够使一种资产的潜能固定下来，释放出来，使之产生附加价值的事物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能量类推的方式找到答案。以位于山间的一处湖泊为例，我们能够联想到湖泊周围的自然景象，并为它寻找到某些主要用途，比如划船和捕鱼。但是对于同样的湖泊，假如我们从一个工程师的立场考虑，集中于它作为一种附加值而产生能量的特性，真正超越其作为一处水体的天然状态，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台机器。这时我们立刻就会看出，只要将湖泊的水位提高，它就将具备更大的能量。工程师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想办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方法，把湖泊的这种潜能加以转化，固定或释放出一种可以产生额外价值的新形式。假如将湖泊的水位提高，这种新方法就会出现：建立一座水电站，它会使湖水在重力作用下快速向下流动，这样就可以使平静的湖水蕴藏的潜能加以转化，使得翻滚的湖水产生巨大的动能。这种新的动能能够使涡轮机旋转产生带动涡轮机旋转的机械能，进而由涡轮机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至此为止，原本平静的湖面所蕴藏的潜能已经转化为电能，这种能量能够以必要的形式固定下来，产生可以控制的电流，通过电缆传送到更远的地方，为新的生产提供动力。
这样一来，看似平静的湖水可以用来照亮你的房间，是工厂的机器得以运转。它需要的只是一个人为的外部过程：首先我们要确认水的重量所拥有的潜能，以便使之用于额外的工作。其次，我们需要把这种潜能转化成电能，使它能创造出额外价值。我们从湖水中获得的附加值，不是湖水本身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来自于湖泊外部的人为过程产生的价值。正是这一过程，使得我们得以将湖水从作为一个浦鱼和划船的地方，转化为一种产生能量的场所。
就像能量一样，资本也是处于休眠状态的价值，只有使它获得活力，我们才能够超越资产表面的状态，将资产转化成新的状态。这需要建立一种过程，一种把资产的经济潜力固定下来，释放出来的一种形式，使之可以产生额外价值。把水的潜能转化成电能这一过程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但对于如何为资产赋予一种必须的形式，使之产生额外的生产力，这一过程并不为多数人所了解。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知道在水电能量系统中，水渠涡轮机、发电机、变压器及其变电配电输送系统，能够将湖水潜在的能量加以转化，将其固定为一种可以操控和管理的形式，但对于如何把一处房屋的经济潜能转化成资本的关键过程，我们却一无所知。这是因为这一关键过程当初被精心设计出来并不是为了创造资本，而是为了保护私人的财产权利这一更为世俗的目的。
在西方国家，随着所有权体制的成熟，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各种形式的机制，它们逐渐地结合在一起，前所未有地产生出一种创造资本的过程。尽管我们一直在运行着维护着这种机制并受益于这种机制，却并没有意识到它们具有产生资本的特性。因为这些机制并没有贴上“资本创造”这一标签，我们只是把它们看作是保护私有财产权利的系统组成部分，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与固定和释放资产的经济潜能关系密切、环环相扣的一种机制，我们不知道这种潜能可以转换为资本。换句话说，在西方国家，资本的创造是一种内在的过程，这一过程隐藏在一种正规复杂的所有权体制之中。
西方国家的资产转化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假如资产不属于某事物或某个人，它们是否可有可能用于生产性的目的呢？如果资产没有被置于一种正规的所有权制度下，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确认这些资产的存在，又如何确定转化资产，提高其生产力的交易过程呢？如果缺少正规的所有权制度，提供的相关记录和财产凭证，我们如何记录与财产相关的经济特征呢？如果没有正规所有权制度作为框架，我们到哪里找到必要的规章制度，对财产的使用和转让进行管理呢？正是正规所有权为财产的固定提供了一种必须的过程形式和规则，我们才有可能将其转化为活跃的资本，并加以使用。
在西方国家，这种正规所有权制度将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方式，是将资产在社会方面、经济方面有意义、有价值的属性、特征加以描述和组织，并以一种登记制度的方式，将这一信息保存下来，就如同一个手写账本中的插页，或一个计算机硬盘数据中的标签，然后把它们记录在一种所有权凭证之中。而且一套详细而精确的法律条文，可以对这一过程进行定义、规范等管理行为。这样一来，正式的所有权纪录和所有权凭证，就能够使得我们围绕资产当中具有经济价值的部分形成并表述出一种共识。把资产中所有相关而重要的信息予以掌握和管理，是一种资产的潜在价值，变成一种概念化的产物，以便于我们对资产加以控制，我们就可以在所有权范围内确认和开发这些资产，把它们加以组合，并与其他资产建立起联系。正规所有权制度就是资本的水电站，资本也就由此而产生。
任何资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如果没有在一种正规所有权体制中确认、固定下来，就很难在市场上运转。假如没有一种正规的所有权处理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模庞大的资产转让怎么可能得到控制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制度，任何一种资产的交易，比如说一处房地产交易，都需要花费艰巨的努力，哪怕仅仅是为了确定交易的细节问题：比如卖方拥有这处房地产吗？他有权利将这处房产进行转让吗？他能够将它作为抵押品吗？这处房产的新主人会被那些执行财产所有权的人所认可吗？是否具备某些有效手段，可以将其他权利要求者排除在外呢……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这些问题很难得到解决，而对大多数商品交易而言，这类问题目前的答案其实也都不可靠。正因为如此，一处房屋的出售或租赁，可能牵涉到冗长、繁琐的审批程序，甚至还牵扯到当事者所有的邻居，因为这通常是确认房屋占有者是否真正拥有这栋房屋，是否还会有其他人提出权利要求的唯一的方法。这也是在西方之外的国家，大多数资产的交易行为被限制在当地狭窄的贸易圈子范围内的原因。这些国家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缺少创业精神，也不是穷人缺少资产，人们缺少的是进入所有权机制的途径。因为只有这种机制，才能够将其资产的经济潜能以合法的方式固定下来，释放出来，使他们可以在更大范围的市场中将资产加以运用，以便产生获得或担保更大的价值体系。在西方国家，所有的资产，每一块土地，每一座房屋，每一头牲畜，都在所有权制度认可的最新记录中得到了确认，在生产过程中每一件新增的产品，每一处新建筑，每一种具有商业价值的事物，都属于某个人的正规财产。即便资产属于一家公司，也必然是以被具体的人间接地拥有的形式。他们可以通过所有权凭证，以股东的身份表明并行使它们的所有权。
就像电能一样，如果缺少产生和固定资本的关键性机制，资本就不可能产生出来。就像一片湖泊一样，它需要借助于一座水电站，才能够产生可资利用的能量，资产需要一种正规的所有权制度，才能够产生大量的额外价值。因为没有正规所有权将资产的经济潜能提取出来，把它转化成便于运送和控制的形式，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资产，就像是高高地位于安第斯山脉的湖水一样，它们只是一种没有开发的潜能。
为什么资本的起源变得如此神秘？为什么世界上的富裕国家能够很快的提出经济上的建议，却没有解释正规所有权制度为什么是资本形成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呢？答案是：在正规所有权制度下，将资产分解为资本的过程，在表述上极为困难。它隐藏在管理这种制度的成千上万条的法律、法规、条例和机制当中，任何人一旦陷入这一法律的沼泽地，都需要弄清楚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了解这一过程的唯一方法就是从所有权制度的外部进行观察，尤其是要立足于不合法的部门当中，为了更好的理解法律制度的运转状况和它产生的结果，从不合法的领域去审视法律。这种做法如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说，从一座桥的对面去打量它，更容易把它看清楚。而且就像能量概念一样，所有权也是一种概念，它不可能被我们的感官直接体验到。纯粹的能量从来没有被我们见到或接触过，也没有谁能够看到所有权长着什么形状，我们只能通过能量和所有权所产生的效果，去感受和体验它的本质。西方国家的正规所有权制度产生的效应如以下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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