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本来就是先王的典籍，只是孔子有另外自己编订的版本。
周代末年的诸子百家，虽然都研究《六经》，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版本。这就导致后代的儒生，只看到了经过孔子编订的《六经》，而在周王室保存的《六经》旧本，全部都失传了。
班固在《汉书 艺文志》中，认为《六经》是“六艺”，并列于诸子百家著作之前，意思是以《六经》为古籍，不是儒家所私有的。班固又将《论语》和《孝经》列在“六艺”的后面，这两本书是孔门弟子自著的书，由于班固的这种排列方式，这两部书才开始与《六经》一起受到后世的尊崇。
人们因为尊敬孔子的原因而尊崇《六经》（因为孔子曾经编订过《六经》），而不是因为尊崇《六经》才开始尊敬孔子。并且后世尊崇《六经》，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侧重。后代儒家学者研究经学，也都是根据学者所处时代的风尚来研究的。
比如：
西汉时期人们崇尚研究反常的自然现象，称之为灾异，那么研究经学的人大多就写关于灾异的研究著作；东汉时期崇尚谶纬学说，研究经学的人大多在解释经学的文章中加入谶纬学说（西汉灾异的书比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刘向的《洪范五行传》以及眭弘、孟喜、京房和李寻等人的著作都属于此类；东汉夹杂纬书学说的，比如：何休认为《春秋》结尾的“西狩获麟”是汉王朝受天命的标志，还有郑玄、宋均等人都为纬书做注）。
到了魏晋时期，学术风气崇尚清谈，所以为《六经》做注的学者，在注中都夹杂玄学语言（比如王弼、韩康伯注《周易》，何晏注《论语》都属于此类）。
到了宋代，崇尚道学，为《六经》做注的学者大多空言“义理”（比如程颐注《易》，朱熹注《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杨时注《中庸》都属于此类）。
所以研究经学的儒家学者都是随着他所处时代的喜好和风尚，有所侧重的，这也为他所处时代的国君和民众学习经学，提供了便利，因此《六经》的光芒就像日月星辰一样，成为了国君和民众共同学习的内容。
三代以来，虽然有些书失传了，但《六经》确实是三代的古籍，这通过《六经》中记录的典章内容和民风民俗就可见一斑。
通过《论语》和《孟子》这些书，也可以了解儒家学术的大概内容，所以尊崇经学确实有其好处。
只是后代儒家学者错误的将《六经》认为是儒家专门的书，不知道《六经》其实是古代先王的典籍，也不知道儒家自著的书是与《六经》有很大区别的，这些都是学者研究古代经学的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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