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晚年定论》12: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

《朱子晚年定论》12: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

熹穷居如昨，无足言者。自远去师友之益，兀兀度日，读书反已，固不无警省处。终是旁无强辅，因循汩没，寻复失之。近日一种向外走作，心悦之而不能自已者，皆准止酒例。戒而绝之，似觉省事。此前辈所谓“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者。若扩充不已，补复非前，庶其有日。旧读《中庸》慎独、《大学》诚意毋自欺处，常苦求之太过，措词烦猥。近日乃觉其非。此正是最切近处，最分明处。乃舍之而谈空手冥漠之间，其亦误矣。方窃以此意痛自检勒，懔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于文字之间，亦觉向来病痛不少。盖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上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

不得不说，中华文明自发端起，便太有言语天赋了。以至于平平常常的事情，它总能用传奇的方式，将之渲染得神秘兮兮、意味深长。

从前，不识字的老太太，都能用一个“在很久很久以前”作为开头的传说故事，勾摄住孩子的魂儿，使之对从前故事欲罢不能。伴随这种口耳相传，传承下来的不仅仅是故事本身，还有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今天，我们倡导“讲好中国故事”，绝对不是凭空去捏造什么，更不是要无中生有，而是把这个民族基因深处本来就天然具足的故事天赋重新拾起罢了。

后来，文字盛行后，“很久很久以前”慢慢被“子曰”所取代，但凡读过几本书，识过几个字的读书人，倘若没有张口闭口“子曰”“诗云”的本事，简直就可以算作是不会说话。孔子更是对自己的儿子伯鱼直言不讳——“不学诗，无以言”。

南怀瑾先生发明过一个词儿——“言语般若”。“般若”是佛学用语，是“智慧”的代名词。“言语般若”说到底就是以言语方式显现出的智慧。这个词儿十分耐人寻味，言语智慧到底还算不算智慧？

言语智慧算不算是真正的智慧不得而知，反正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里不缺这个。言语般若的好处是“故乡相与流传”——一切好的文明成果都以言语般若的形式流传了下来；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让真正的智慧本身，显得那样轻薄与肤浅，似乎识得几个字，会几句“子曰”“诗云”便能够真正把握一般。真相是——智慧修行哪里会那么简单？

看看朱熹这封“答张敬夫”，“言语般若”到底等不等同于智慧，便一目了然了。

如果“言语般若”完全等同于智慧的话，朱熹便不会认为自己恬淡的生活不值一提，便会像孔子当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一般觉见平淡生活的美好了。

如果“言语般若”完全等同于智慧的话，朱熹又怎么会懊恼于从前太过于执著章句，将功夫用在推衍文义上呢？

我的日子还是像以前那样恬淡，没有什么值得说的。自从离开师长朋友的帮助，只是平淡度日。读书反求诸己，固然不乏让人警醒之处，终究因为身边没有强大的推动改变的外力，只能在因循守旧中汩没了所得，很快便又亡失掉了。近日又有向外驰逐放浪的意思，中心喜悦而不能自已，便因此戒了酒。真正戒绝了向外驰逐，好像觉得修行变得简单了。这或许便是前贤苏轼所说的“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吧，如果能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充，修补以前的过错，有朝一日还有望得到根本改变。以前读《中庸》的“慎独”、《大学》的“诚意”“毋自欺”等，时常觉得辛苦探求得太过了，措辞繁杂、细碎。近日才觉见到从前之见的过错，这些正是功夫的最切近处、最分明处。舍去这些切近、分明的道理而空谈，那才是是错误的。循着这个意思痛为检点，戒慎恐惧度日，唯恐怠惰了会导致错误。至于文字方面，也觉得以前错误不少。大概因为平日里解释经文过于执着章句，以至于功夫用在推衍文义上，自己人为造作出一篇文字来。这不仅像在房屋下面建房屋一般多余，还将圣人的意味说得淡薄了。最终导致人将注释与经文分而为两个功夫去做。既落入下乘显得支离破碎，又让本意难以顾及，全然不能与圣人心印。由此才知道汉代的儒者可以说是善于说经的，他们不过是只讲训诂罢了。借此教人以训诂为工具探索经文。训诂与经文，实际并不相异，自然应当合在一起看了。其中的道理真的是意味深长呀！

这封书信的名字是《答张敬夫》，这里的“张敬夫”便是大名鼎鼎的张栻，张栻，字敬夫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卒后三十馀年，追谥“宣”，後世称张宣公。南宋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南宋思想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政绩彪炳史册，道德文章照汗青，人称百世之师。他与朱熹、吕祖谦关系紧密，并称为“东南三贤”。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朱熹同张敬夫这个“真人”书信，是断然不会有虚妄成分的。在这封信中，朱熹对年轻时依凭气血精神所探索的“学为圣贤”路径，隐隐表达出一种绝望。伴随气血精神的大不如前，这条路更加地难以为继。

朱熹谈得较为乐观的话题有两个，一是“戒酒”这一实际行动，对收敛身心的功效立竿见影。他甚至直言不讳无论读过多少“圣人言”，也无法与放浪形骸时真切的“中心喜悦”相抗衡，反倒是像戒酒这样简单的实际行动，来得更为有力量一些。二是《中庸》中的“慎独”，《大学》中的“诚意”“毋自欺”，是用来指导人实行的，不是教人去传求文义的。唯有在实行上下功夫，才有实际的功效。

在此基础上，朱熹彻底反思了自己大半生的“解经”——就像在大房子下面盖房子一般，非但“多此一举”，还障蔽后世学者看到高房大屋的本来面目。这种否定，实在需要不小的勇气。但这种否定，丝毫不影响朱熹本身的伟大。正像他用苏轼的话来自慰时说的那样——“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闻道”本身就不是用来宣扬的，用来优化和改善自己就是了。

沿着朱熹的方向向上追溯，孔子何尝不是如此。外人看来周游列国时的“惶惶如丧家之犬”，那些超然物外隐士看来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些经历和说法无一不在反证——“道”并非“言语般若”形容的那样光鲜亮丽、超凡脱俗，而是扎扎实实地对于常情、常理的坚持、坚守。孔子没有觉见到“道”吗？孔子不是在践行“道”吗？孔子没有因为对“道”的扎实践行而“中心喜悦”吗？

再向上追溯，尧帝传位给舜，舜帝传位给禹，在禅位现场，两位最伟大的王者讲了同样的一番话，他们的文秘班子将禅位现场的这番叮嘱改写成“十六字箴言”记入《尚书》，这十六个字便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以及人心背后的私心私欲是那样的危险，道心以及道心所代表的常情、常理是那么的微渺，细致分辨与把握使之永远不失偏颇是多么精一的事儿呀，唯有顶天立地的人才能扛起这历史的重任，坚定地走出人之为人朴实无华又精彩绝伦的一程。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道，它不再光彩照人时，还值得你去追求和践行吗？

“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苏大学士多么透彻的领悟呀，朱熹多么深切的悔悟呀，今天的我们，不该为此警醒、奋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