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再加点冷水？”
“刚好！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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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百钱是团子爷爷的弟弟，因为嗜钱如命，村里人都叫他五百钱。
与五百钱的交集很少，所以关于他的记忆不多。理应上我应该叫他幺爷爷，但从小到大我都是直呼他的大名，后来干脆跟着大人们直接叫着“五百钱”“五百钱”……
村里人都知道，“五百钱”是对人的一种戏谑和羞辱。
五百钱约摸一米八的身高，身体笔直端正，从上到下呈一条直线，上半身与腿呈黄金比例，走起路来铿将有力。一头又硬又直的黑发被剃头师傅用理发刀削得平平整整，朝天而立，光滑而有轮廓，与他笔直的身材相得益彰。印象中，五百钱总是架着一套褪色的老式西服，米灰色。再热点，西服外套换成了白色衬衫，挽着袖子，搭配笔直的灰色西装裤和黑色皮带，宛如一个退休的老干部。
但五百钱是没有文化的，识字不多，顶多对钱敏感。
五百钱是村里的剃头匠。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五百钱在自家门口做起了剃头的行当。五百钱家属于典型的一层式老式平房，门口是一层约摸五寸高、一米宽的水泥台阶，台阶下是一个自然形成不成规则的泥巴院子，院子周边有些杂草，被村里的猫猫狗狗翻滚折腾得毫无生机，永远只探出半截身子，仿佛天生营养不良导致的“侏儒”，院子边延伸出一条小路通向村子左邻右舍。白天，五百钱会把剃头的一套工具摆出来，一个木质的老式洗脸架，表层涂有的红色油漆因时间久远早已脱落，面目全非；一个泛白的旧洗脸盆，盆边缘结着一层厚厚的黑色污垢，像谁用刚捏过煤的手抹了一把似的；一个老式手提式铝制烧水壶，细长的壶口伸向天空，犹如弯曲的蛇头，装满开水时，热气便顺着壶口冒出来，一缕一缕飘散在院子里；一个方形的木质工具盒，里面摆放着几件简易剃头工具，剪刀、剃须刀、刀片等；一块白色大围布，一把旧木椅，一个四角板凳用来接待前来剃头的村民。
没有招牌，没有店面，也没有口号宣传，五百钱的剃头“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村子离镇上还有一段距离，除了每个月的二五八（村里人将每个月的最后一位数是二、五和八的日子定为赶集日），村民们一般是不会去镇上“赶场”的，况且去镇上剪个头，简单的板寸头少不了五块，倘若再是高级一点的理发店，少则八块，再倘若谁提出要剪出一个时髦的发型，附带修修眉毛，剃剃胡须，剪完用吹风机一阵狂吹，理发师再挤出一把不知名的摩丝在发顶一阵乱摸，头发便竖了起来，经过这一道道“复杂”程序，理发师少不了要价十元。因此，对于剃头这件事，除了逢年过节不能马虎，平日里能简单则简单，能便宜则便宜。人们之所以选择去五百钱家门口剃头，一来近，二来便宜，再则村里上下都是认识的，剃头的档儿顺带还能边抽烟边唠唠嗑。
去五百钱家剃头的大都是中年男性，一脸大胡渣，头发参差不齐，腰包里塞着香烟和打火机，将口袋撑得鼓鼓的。“顾客”来之后，五百钱先是烧开一壶水，倒出一半在洗脸架上白色脸盆里，随即参合一些冷水，将“顾客”的头一股脑摁进脸盆里，左右上下搓洗，边洗边问“要不要再加点冷水？”被水呛住眼睛和嘴巴的顾客一个劲儿摇头，咕噜咕噜貌似说着“刚好！刚好！”，五百钱无须再问便已意会到顾客的“腹语”，仿佛二人早已心照不宣。洗完头，“顾客”佝偻着腰迫不及待坐到四角板凳上，大呼一口气，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险中生存。还没等缓过气，五百钱便熟练地操起一块白布，在顾客面前用力一挥，白布划过一道曲线，妥妥地贴在顾客身上，随即便听见剪刀卡擦卡擦的声音，头发像落雨般打在白布上，身体一动便落在地上，黏在脚底或被风吹进草堆里。剃头中，五百钱的腰杆总是挺得直直的，只有需要拿工具的时候他才会曲一下身，低一下头，表情格外专注，动作娴熟，仿佛理发店拥有多年经验的造型师，唯一区别于造型师的是没有花言巧语推销产品，只一个劲儿剪，仿佛村里男人都能在造型上达成一致，不用交代，也能确保五百钱能剪出一个满意的发型。
对于剃头这件事，谁也没有提出过新的要求。
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就像对待剃头一样，将遮住耳朵和两鬓的长发剪掉就行，保持原样，并对原有状态充满满足感，并享受这种满足感。他们从未了解身边以外的世界，也从未想过去了解，他们不知道还有比这更时髦、更新意更适合的发型，他们是生活最原始的守望者，也是最可怜的被弃者。
关于五百钱剃头的事，再无更深的记忆。当我逐渐开始记事，慢慢发现他家门外台阶上的剃头工具越来越少，直至完全看不见。五百钱不再是剃头匠了，也没有中年男子揣着烟包和打火机找他剃头了。不论路程再远，天气再热，村民们都赶在“二五八”去镇上理发店理发，男子们的发型也逐渐多了起来，不再是清一色的板寸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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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打我记事起，五百钱就没有老婆，也从没听人提起过他老婆的事，要不是因为他有两个儿子，还让人以为他从未结过婚。
在我小学升初中时，五百钱“结婚”了，家里突然多了一位妇女，五十多岁的年纪，留着上海头，头发一半已经发白，和五百钱拥有相似的高挑身材，仿佛他们是同一个种族留下的后代。妇女看上去强壮有力，骨骼粗大，双颊圆润饱满，让人自然而然相信其体力一定不亚于男子；其右手小拇指永远处于直立状态，无论其他指头怎样伸缩，小拇指永远像战士一样昂头挺胸，屹立不倒。
起初很少见到妇女，只是听父母说起，直到他们正式“结婚”邀请我们一家去他家吃饭的时候，才真正看到妇女本人。她像是一位害羞的大家闺秀，躲在屋里不见外人，即使见到亲戚朋友也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不喜于色，让人猜不透是孤傲、孤僻还是有意营造隔阂。
“记住了，这个以后要叫幺奶奶了！”母亲指着眼前的短发妇女对我说。
“幺奶奶！”我叫得别扭而又生疏。
“这是你们家小的哈？在上几年级了？”看得出来她也只是出于礼貌与母亲寒暄着。我盯着火炉上热腾腾的冒着气的汤菜，一心只想快点吃上饭。
五百钱依然寡言少语，笔直的身板在众人中显得格外高挑挺拔，幺爸、二爸、幺婶、二婶，以及一些我至今也不知道如何称呼的邻居聚集在五百钱家房子里，大家七嘴八舌，笑声和说话声随着火炉上汤锅里飘出的白烟蒸腾而去，散开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
经过那一晚，五百钱结婚了，五百钱不再是没有老婆的人了。
结婚后，五百钱与我家的往来多了起来。夏天，五百钱常到我家打“双扣”（老家流行的一种纸牌玩法），依旧是一身白色衬衫，长袖换成了短袖，规规矩矩的板寸头中一半是白发，五百钱就连坐着身体也是笔直挺拔的。短发妇女则抱着一个三四月大的女婴在一旁观看，眼睛因为老花眼看不清东西而眯成一条缝，小拇指始终保持屹立不倒的姿态。女孩名叫青青，一双灵闪闪的大眼睛咕噜噜乱转，在妇女腿上手舞足蹈，开心得又蹦又跳，肉嘟嘟的脸颊十分惹人爱，活像玩具店出售的洋娃娃。
青青是捡来的，妇女说捡来给他儿子养着。至于他儿子是谁，村里人从未有人知晓，也没有人见过，与五百钱“结婚”也未见双方儿子在场，只不过是两人为在一起生活避免左邻右舍的闲言碎语举行的简单仪式或是自我安慰罢了。
自从双方“结婚”后，妇女有时十天半月不在五百钱家，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这时五百钱又成了没有老婆的人。偶尔妇女又带着小孩和衣物突然出现在五百钱家，但没过几天又消失不见了。
“五百钱这个老婆怕是搞不长哦，一会跑了又回来……”
“五百钱这种角色，把钱看成命根子，谁愿意跟着他…..”
“这个女人一天天神叨叨的，也不是个好货色！”
“说是两口子又吵架了啦，女人跑了又来，来了又跑……”
五百钱老婆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出现的行为，成了村里妇女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也恰好是村里根深蒂固的习俗与传统，不论是从这个村进来，还是从村里走出去，都注定了她的一生必将活在他人的非议之中，永无止境，关于孩子、关于婚姻、关于品行、关于道德与人性，正是这些非议与评判像镣铐一样锁住每一个村民的行为、思想和意志，得以让大家多年来对于所有事物的看法达成一致，倘若有一人破坏规律和习俗，他将被村民们活生生逼向生活的死角，直至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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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我上初中时，父母迫于生计决定去浙江务工。
“我儿子也在浙江，我跟你们一起过去吧，一个人哪敢出门，坐车买票都不会，跟着你们一路有个照应。”五百钱老婆向父母提出同行去浙江的要求，父亲母亲难以拒绝，只好带着她一同去往浙江。
不久后，父亲莫名接到五百钱的电话。
“谁说让她去浙江了？经过我同意了吗？你们这是拐卖人口知道吗？我要告你们，你们必须给我赔偿……”电话那头的五百钱尽是污言秽语，对我父亲像对杀人凶手一样说话。
父亲很是无奈，多番解释依然无济于事。
据说是他老婆主动给五百钱打电话将他倒骂一顿后，五百钱才没有继续纠缠下去，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后来，五百钱与我家断了联系，不再有任何瓜葛，尽管两家房子相隔不到五十米，也尽管五百钱是父亲的幺爸，至此以后，五百钱与我家再无往来。
逢年过节偶尔回趟老家，见五百钱依然穿着白色旧衬衫，冬天则在外面套一件黑灰色褪色的老式西服。恰逢冬季种土豆的季节，他则挑着两桶大粪从我家门口经过，压在肩上的扁担被左右两桶大粪压得弯曲变形，盛满大粪的黑色胶桶与竹片做的桶把交接处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五百钱被压得大声喘气，却依然故意将头扭到另一边，装作没看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快步从我家门口走过。若是在赶场的日子，五百钱便挑着一对箩筐，挽起袖子，一手夹着烟头，一手扶在扁担上，两眼看向远处，从我家院子疾步而过，向镇上集市走去。
直到后来，村里新修了公路，将我家对面带有小河沟的小路改造成了一条宽阔的大路，此条大路也成了邻近几个村村民赶场的必经之路，就再也不见五百钱从我家门口经过了。
再往后的日子里，我每次回家，再也没见过那个小拇指总是屹立不倒的妇女了，五百钱家仿佛又恢复到了最开始的模样，像谁也没来过，谁也没离开过一样。
那些靠面子、金钱和虚荣心维持的所谓“亲戚”关系，一直以来都像一层透明的、易碎的、脆弱的薄膜隔在人与人之间，一触即碎，不堪一击，终有一天一方会因为触碰不到最真实的利益而将其捅破，直至烟消云散。
那个眼睛睁得大大的名叫青青的小女孩却时常浮现在我脑海中，如今她应该长成十几岁的大姑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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