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易杉像
让诗歌延续在灵性与智性的写作中
——关于易杉诗歌与写作的随笔
•张卫东•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金钱、物欲和贪图虚名的时代，从文化上看，则是一个价值混乱，是非颠倒，黑白难分的时代。因此，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写作，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即使曾有一个纯粹的诗的灵魂，有那么一种诗歌精神，想把它坚守并延续下去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是困难乃至徒劳的。也许，这个时代不乏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但，就总体而言，从衡量、评判它的价值尺度与优劣标准上看，依然是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
现在，让我们回到诗人易杉的诗歌写作上来。当生活与阅读的经验伴着时间的流水进入到我们此刻的诗歌写作时，诗人已然经历了由长诗《马家，马家》到组诗《旋转楼梯》，再进而由前些年的长诗《飞机》，组诗《定根水》到后来的《黑蜜，黑蜜》直至今天的《第三人称》近四十年的漫长过程。
其间，从他众多的文本中我们所读到的是，诗人始终坚持以现代诗的写作理念与表达形式，在语言的切入与构建推进中，不断深入地从自然、社会、人文、人生与人性本身对现实生活中各色人等(包括他自己)、事物、事件进行观察、打量和探究。如果，理论的阅读可能对诗人的个人写作产生积极意义的话，那么显然诗人易杉是积极的践行者。这些年来，他不断尝试着在诗学理论层面上对人生经验的质疑与叩问，并付诸于诗的写作本身。比如，他注重词语在写作中从语言的及物的想象和细节的描述，并努力转换着文本尽可能多样、有效的呈现和实验。可以这么说，易杉的诗歌写作是很注重灵性、智性在语言转换、构建等维度上对自我诗歌写作的不断完善与超越的。因此，以其尽可能丰富的想象力去达到写作的宽度与边界，并在言说中着力加大词语的张力，从而在阅读意义上为读者打开进入和解读其文本的更多可能通道是易杉诗歌写作的一大特质。为此，他在几十年或开始、或暂停，或断裂、或延续的诗歌写作探索中，一以贯之的保持着饱满旺盛的创作激情，在写作的每个阶段（特别是近几年）都能以其大胆锐意的先锋意识向我们呈现出尽可能较之此前不同的文本样态。另外，在其持续不断的写作中，对自我以往文本的不断否定和拒绝复制，也是易杉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姿态。
在诗人易杉看来，今天的汉语诗歌写作，从传统的继承和延续意义上讲，其实并不明朗，它常常与作为个体诗人写作的“现实性”和“理想性”构成某种悖论。当代诗歌写作的事件性特征，或者说个体诗人对发生在现实中的某些事件的过分迷恋，除了源于民族心理的惯性模式，还有功利主义投机取巧的嫌疑，从而造成诗歌写作总是拘泥于现实的铺张和过度描绘，且久久不能走出自己设计的阴影，根本上是对“艺术来自生活”的死理缺乏个人化的质疑和否定，而我认为，不懂得诗的写作中，创造的过程也是清理的过程，不懂得剔除文本中那些多余繁冗，可能对文本构成硬伤，影响其有效性的部分，甚至不懂得现代诗写作的基本原理、形式与构成，写出来的将是什么东西呢？所以，结合易杉的观念与写作，我认为，以上所谈及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必须在写作中加以警惕和解决的。由此，追溯易杉这些年大量的诗歌文本，我们会更加清晰的感到他多年来因其持续的对哲学与诗学书籍的大量研读，并写下几十万字诗学随笔所带来的在个人诗歌写作中“不露声色”的哲理性思考和贯穿始终的灵性与智性的文本表达。
如果，从这个维度上继续讨论易杉的诗，你会感到他的文本带给我们的真实与可信，而其中最让我们迷恋的却是它们中虚构的部分，即诗人因自由与自然的想象而生发出来的部分。可见，诗歌带给读者的真实与可信，不只是生活本身的如实描述，更具魅力的是它所具有的“虚构的真实”，可以说，生活的真实与虚构的真实最后构成文本的真实就是诗歌创造的真实。当然，要做到这些，绝对是一种能力，一种考验诗人对材料的取舍和对语言的感受、创造、转换、整合的能力。大多数诗人之所以没有在文本中做到虚实之间游刃有余，关键就在于缺乏这样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是与诗人写作的经验和其诗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由是，读易杉的诗，又会引发出我们如下的思考，仿佛真的如他所说“那些诗歌前辈们往往是阴差阳错的拥有了相当数量对于大多数写作者来说都是稀缺的、关乎写作死活的阅读和观念资源”，才拥有了持续写好现代诗歌的可能。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却告诉我们，中国大多数诗人难有这样的际遇，他们面临的是严峻的生存问题。因此，长期以来，他们希望获得的以专业的精神，专心致志地从事诗歌写作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往往因现实生活的窘迫与焦虑搞得所剩无几，甚至消耗殆尽，但他们又似乎根本无法改变或摆脱这一切。“所以，严肃诗歌需要的学术独立和诗歌精神在今天就成了少数人去完成的事业。”（易杉语）情况就是这样，为此，诗人已用自己多年的写作经历，就这一问题对我们作出了他个人意义上的回答。
现在，让我们从语言的技艺或形式的维度上再来对易杉的诗歌进行讨论。回顾诗人多年的诗歌写作历程，无数的文本似乎再次告诉着我们：诗的写作在其语言意义上对自然万物与社会现实，对人与事在认识、阅读、思考与人的精神立场和写作向度等多重维度上切入、打开、推进的无限可能，并且这一过程应始终相伴于他自我诗学的构建中。此外，从纯个人的角度，我更看好的是近几年，易杉的诗歌写作一改过去因想象力过于“丰富”“驳杂”，而让词语在某些诗行中有时像纵情的野马般使文本稍显零乱、繁复的问题。如今，在不失其语言个性与特质的前提下，他的诗歌写作在语言技艺上已显得愈加从容、练达和严谨、成熟了。这主要体现为，其写作材料的有效取舍，语言在诗歌中的逐渐收放自如，从而增强了其文本因词语在细节中的准确切入、展开和推进带来的整体有效性和语言感染力。比如，那组前些年完成的组诗《定根水》和不久前出版的个人诗集《第三人称》就显得主题鲜明，结构完整独特，词语也拿捏得到位且富于张力，同时，语言的转承起伏在其语调、节奏与音韵的控制处理上，对于阅读，也是甚感自然舒服的，从这些文本中，你能发现诗人充满灵性与智性的写作探索与实验。
尽管，在易杉看来，今天的汉语诗歌写作语境下，不是专业精神的丧失，而是专业环境和专业条件的不具备，从而带来汉语现代诗写作的某些困扰。虽然有外在的因素，也有内驱力的因素。但普遍时尚化、商业化、娱乐化显然是其致命的伤害。那些众多不潜心于个人的诗歌写作，总是乐于刷存在感的诗歌表演；各种利益驱动下巧立名目的诗歌颁奖；诗歌批评的非学术性、专业性新闻爆料和公文式记录装档；貌似文学史的指点江山，流于没有创造性和独立精神的泛文类批评……而与之相比较的是西方语境下文学批评大师的哈罗德•布鲁姆、艾略特、奥登、罗兰•巴特，甚至苏珊•桑塔格、约翰•伯格、沃尔科特、扎加耶夫斯基……他们的人格力量已经从骨子里由矢志不渝的对抗，把死板的学术语境转换成为文学美好动人的精彩表达。他们中的大多数终其一生对艺术的关注和潜心探索，其大量的诗歌文本和诗学论述是我们汉语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非常珍贵的借鉴和佐证。而作为诗人的易杉，正是以他勤奋的笔耕，向我们不断展示出他在这个意义上的努力与拼争，这在他近日推出的那组呈现西方哲学和诗歌大师的组诗《思想的秩序》中有着整体集中的表达。
关注易杉近40年的诗歌写作后发现，作为几乎一直存在于汉语现代诗写作现场的他是清醒的，他知道，在一个“众鸟齐鸣、噪音雷动”的写作场景下，真正来自诗歌内部的发声被压抑，被遮蔽、被消解，被取替的几率是非常大的。而少数人的写作真理，其可能的命运只能局限于少数人。今日之个人化的诗歌写作，往往成为多数诗人写作的宿命。正是这样的诗歌写作现场与写作生态，我们就没有理由去对诗歌写作的正确与平等以及诗歌的时代价值去“奔走相告”。作为个体的诗人也就没有必要为自己文本因晦涩或缺少读者而愤愤不平。“企图走向合唱的诗歌写作，在今天自由表达成为可能的现场已是非常幼稚的一厢情愿。” （易杉语）
是的，当城市化的高速推进（特别是其一统江山的来势）正在抹掉我们最初关于诗歌童年般纯真的记忆，尤其是“地方历史幸福温暖的集体失忆，更是加大了诗歌心灵的紧张度和无所适从，并缩短着个体心灵的距离与灵魂拥抱的成本”（易杉语）。面对这不仅仅是关乎诗人身份，更是关乎诗歌写作本身的问题，诗人怎么办？易杉由此向他的写作，也向无数个我们提出了诘问。今日诗歌写作或个人或圈子的地缘取向似乎已成为诗歌偏移的中心，照易杉的分析和我的理解，当这样的偏移成为诗歌解构中心的空间伦理时，我们会看到，在个体写作的物理空间上将带来相对宽松的可能，诗人将更加倾心于个体写作中的历史意识、艺术现场的想象自觉，并以此直面人性和个体苦难的多样性，而这一切，相对自由、散漫的沙龙和圈子写作，无疑将成为诗人之少数的写作动力。
因此，正如易杉所说：“我更愿意看到语言生活中的自我提携。所谓为亡者活着，为亡灵写作。尽管缺医少药的乡村生活经验越来越成为自己写作的矿藏。尽管隐隐约约地循着命运的安排行走江湖，但是诗歌的全部历史与个人视野、经验、才气、能力的局限，仿佛只能在局限的光芒中有限的言说自己。相对更大的与命运相连的诗歌先行者和当代同仁，我更愿意在精神上与它们确立圈子的关系，服从伦理界限和美学趋同的宿命。”在权力与资本相互媾和并决定着所谓诗歌荣辱与命运的今天，这是怎样的勇毅与坚守，而这，又恰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一个诗人潜在的不朽，也就是他的神性。”之于“潜在的不朽”与“神性”，对应于一个真诗人，我的理解是一种信仰，一种对于诗歌的信仰，即诗的追求与写作在此已不是为了贪图所谓的名与利，而是一种诗人自身内在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服从于诗人的内心。它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文本，二是灵魂，二者完美的呈现，并持之以恒，则具有了“潜在的不朽”的可能，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主导作用的便是“他的神性”。
生于1964年12月的四川新都诗人易杉，已著有诗集《螃蟹十三梦》《拐角蜗牛》《黑蜜 黑蜜》《第三人称》等多部个人诗集，可谓对其近四十年诗歌写作历程的全面梳理与呈现。写到这儿，作为稍大于易杉几岁的兄长，不禁想起了那年我与他戏谈到的所谓“保命哲学”，希望今后能以较为健康的身体与心态去面对我们未来的写作，这似乎也是为了我们共同钟爱的诗歌能够行走更长的时间，能够以更好的文本抵近我们内心所期许的诗歌彼岸。
今天，当现实的堕落以目空一切的力量，日复一日地削弱着人们对诗歌、对精神事物的感受力，当里尔克、卡夫卡、杜甫，苏轼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或者说似乎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的时候，尤其是当时下的人们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轻佻、嘲讽的口吻和“娱乐至死”的方式来谈论他们和诗歌时，我们更加感到少数人的坚守对诗歌的意义，以及纯粹、严肃写作的弥足珍贵。
此刻，再读易杉的诗，我们便可以从另一个维度真正领会到一个纯粹、独立的诗人的“诗歌精神”，或者说，他给予了我们另一种严肃、深刻意义上的人生与人性的思考与呈现。我想，他的诗歌给我们带来的决不仅仅是几首好诗或一些独特的句子，而是一个人精神的坚守与灵魂的昭示，以及对生活，对诗本身的忠实与挚爱，尽管他也暗含着些许无奈的叹息和于心不甘的更高圭臬。此刻，当我为易杉的诗歌写下以上这些文字时，又何尝不是对自己在诗歌辩识与写作上的一次清理呢？
202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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