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像
诗的写作是终其一生的事情
•张卫东•
记得我曾在《诗歌，锻造在词语和灵魂的淬炼中》一文中写到：对于诗歌，我一直这样认为，完成一次写作就是完成一次和自己的对话，既是和自己对话，就应当说实话，说真话，服从于自己的内心，所谓“诗由兴起”，由心而出，向心而归，这似乎更贴近诗的本质。但，这是十分个人化的事情。时至今日，我仍然这样认为。
就我三十多年的写作与认识来说，我以为诗的写作，其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发现那些未被发现的，言说那些未曾言说的，进而最终抵达世界与诗者心灵、生命的陌生之处。虽然，对于一个诗人，诗艺的淬炼是必须的，对一首诗的打磨也是必要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成熟的诗人，不应仅仅满足于类型化的诗歌表达，即总是写一种套路的诗（即便他在这一套路上诗艺已淬炼得如火纯青）。在总结和吸纳既有经验的同时，又努力规避它的束缚（即惯性），在后来的写作中追求诗的形式的变化以达到所要表达之物之情的殊异、精准与有效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所谓创作，就是要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出新，拒绝重复。即诗人是诗歌语言的发明者、运用者，同时也应是被诗歌语言所运用和发明的那个人，正如布罗茨基所言：“诗的写作就是为了创造语言”。
马拉美说：“诗歌的本质就是语言，语言就是一切。”这话咋听上去，也许会觉得偏激了些，但我想，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语境，他这样说自有他的道理。今天，随着我们对现代诗的不断阅读与写作，不断深入与辨析，当我们再次读到这句话时，我想我们应该有个清晰的认识，对此，我们是否还可理解为：诗歌的本质就是将个人极其微观的经验和内心感受真实的、最大化地在时空间与宇宙万物发生广泛深入的联系，并通过文本的诗歌——语言表达的特殊形式引起读者的想象力进而达到最大的感受认同。而对于诗人来说，一切可以通过阅读、交流、经验、练习获得的“技艺”最终也应忠实尽职于心灵最渴望的“意义”。在此，从诗人到诗歌——两者保持着高度协调的一致性，即彼此的真诚与映衬。正如波兰诗人亚当 • 扎加耶夫斯基所说“诗歌诞生于内心生活和外在世界相遇的时刻。”而语言在此起着决定性作用。
多年来的写作告诉我，对于诗的写作，要实现这些，阅读、观察与思考固然重要，但对词语敏锐的感受力更是非常重要的，它关乎着诗人想象力的打开对一首诗的构建。比如，在我们每次自认为有了某种新的发现，并找到语言的切入点，开始进入一首诗的写作时，随着语言的展开与推进，其表达的空间与宽度，常常为诗人对词语的感受力与想象力的敏感和强弱决定着。当诗人具备了这一能力，诗句会随形式的建构而自然生长、繁衍，有时甚至犹如所谓“神来之笔”，就是说，诗中出现的很多东西并不是写作开始前就一切都已想好，都是现成的。当然，这一切肯定是发生于一首诗的特定语境中，或基于现实，或基于想象在言说的故事情节中，而这，恰恰是一首诗的写作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带给我们的诱惑力。诗人因一首诗的写作而生发出的想象与情节本就是现实的命运与冥冥中的感受相互冲撞与整合的结果，而语言所富有的张力也恰恰带给了读者以想象的空间，诗人则以自己的勤奋，努力实现着语言对自身的超越。
另一方面，所谓诗人的写作，从其内在动因上讲，往往是在他（她）人生最困顿、最痛苦，甚至是最虚无、最绝望的时刻开始的。而从一首诗诞生的过程来看，诗人似乎必须学会在诗歌写作中作冒险的探寻，他从自身或外界发现的、猜测的、迷茫的，希望的，预感到的东西，反过来又使他质疑，惊恐，困惑和不安，使他陷入言说的冲动，或让自己陷入含混不清的沉思冥想中。当诗人已然清楚意识到生活的实质是什么，诗歌的本质意味着什么，于是，一首诗的写作开始了。长久以来，诗人或多或少都在生活的寻寻觅觅，跌跌撞撞，时而还有摔跟头的风险中感到那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世界如梦境般的陌生与错乱，那流光的街头、奔驰的车流、攒动的人影、昼夜交替那一刻的骤然突变或逆转，对他而言都是那样的光怪陆离与奇异荒诞，于是，一首诗的写作开始了……
没错，对于一首诗的写作来讲，词语构建中具体场景的描述与细节的处理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它关乎着语言在一首诗中的穿透力与触摸感，更关乎一首诗对读者的感染力与启示性。 所以，语言在此应该让我们感到，透过对当下的描述，它也与人类的历史文化，与所谓的传统发生着某种紧密且微妙的联系（尽管文学不是历史，诗歌亦然），同时，它似乎还通过诗人的内心讲述着我们身边的人与事，并且正与我们的现实经历关联着，纠缠着，矛盾着…… 总之，它的表达与呈现始终与我们当下的现实处境，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情绪或精神状态发生着什么，从而赋予语言在一首诗中具有的真实可信的质地与触摸感，因此，从形式或技艺上讲，从一首诗对词语的选择上讲，一首诗中，词语构建与处理的“精准”是很关键的，我认为，这不仅不会影响，限制或削弱一个诗人在一首诗中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反而恰恰考验并触发着诗人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产生。
对于诗写到我这个年龄还在写的人来讲，数十年的努力早应该形成自己一个相对稳定的写作形式，写什么，怎样写，都应该是早已理清了的问题。不久前，有位朋友对我说：读你的诗和某些诗人的诗，感到你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语调的不同。对此，我深以为然。我觉得，这不仅是长期以来写作经验带来的，它更反映着彼此的生命状态，言说方式在诗中的具体呈现。就像唱几首不同的歌，歌声带给我们最大的不同不是唱的什么，而是怎么唱，其区别就是它们各自不同的曲调。如果说，我们强调写作的殊异或文本的不可复制，那么，保持语调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不管这首诗是长句式，短句式，或长短相间，不管是单音词，双音词，三音词，或多音词构成，当它们或高或低，或快或慢，或紧或松，或强或弱地发出声音来时，带给我们的听觉肯定是不同的，其效果肯定也是各不相同的，这，往往是我们对一首诗好不好，听上去舒不舒服的第一感觉。就像奥登所说：“诗歌不过是另一种表达的艺术，可以有声，也可以无声。但有声的或许比较好，因为更为深刻，经验的基础也更为宽广。（一首诗）始于愉悦，终于智慧……，在对生命的一点澄清中结束。”所以，一个诗人，在写作中，在寻求形式的变化时，保持自己独特的语调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点，是我感触很深的，那就是，某一次写作的开始之于诗者可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偶然性绝不等于随意性，对于一个真正有志于诗歌写作的人来讲，其每一次每一首诗的写作都应持一种自觉、严谨的态度，否则，就如奥登说的那样：“如果诗歌可以在迷离恍惚之际一挥而就，其中根本没有诗人自觉的劳动，那么，写诗将是一件枯燥乏味甚至令人不快的活动……”由此，我进一步理解为，那种脱离了诗人“自觉”的写作，那种仅仅为了所谓“发表”、“获奖”、“刷存在感”、“游戏消遣”或别的什么“物质、金钱、权力、地位……”的写作，于诗来说，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和有效性可言的。写诗和别的行当一样，不要总想着“不劳而获”，要想写出真正的好诗，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非“居于幽暗而努力”不可，非下苦工不可，并在此漫长、艰辛的过程中，捍卫着诗的荣耀和语言的尊严，正如诗人哑石所说：“当代新诗写作，倘要对得起语言的尊严，就得是件吃力的事。这个时代，轰响的泥泞和有勇气指认精神的决断之间，言语，需要承担微妙而艰难的事务。我愿意相信：创造性的诗歌写作，内蕴着一种深刻因而不会被轻易捕获的自由。”可以说，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读诗写诗最切身的感受之一，尤其是在当下的汉语语境。
这么些年来，我一直在生活或写作中尽力保持着自认为一个普通人与诗人应该有的状态：自然，松弛，随和，友善……，但实际上，我又是一个喜欢独处，比较随性的人，因为孤单，所以随起性来，一般也不会伤及他人，难受还是开心，都是自己的事。孤僻是我的性格使然，喜欢独来独往，不太合群，更不喜欢复杂的人际。而保持必要的孤独，我认为对一个诗人来说是必须的，这应该是一种享受。说到孤绝，这是我在写作中追求的境界，尽管很难达到。虽然，在与人与事上，自己时不时还有些情绪化，但我想，如果一个诗人只有沉静，隐忍，内敛……完全没有情绪，那写作的冲动又从何而来呢？关键是这样的“情绪”怎样借用文字进入诗中，是需要认真对待把控的，当然，情绪化是需要控制的，与人与诗，都应该控制。对此，在写作中采用怎样的形式去构建所要表达的“情绪”，就涉及到技艺对语言的处理能力了，我认为，一个好的，成熟的诗人，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
现代诗写作走到今天，当我们回过头看，无论是两个世纪前写下《恶之花》的波德莱尔，还是稍后倡导纯诗写作的马拉美，瓦雷里，以及后来的里尔克、叶芝、艾略特、奥登，还是更近一些的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沃尔科特等等，无不在各自的写作中探索、尝试着诗的表达与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现实和自我生命的有效对接。比如，当我们在布罗茨基的诗中读到他巨人般的语言和文化视野时，会发现他的创造性的词语，他的句法和思想能够超越诗节的限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写作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灵魂的淬炼而不仅仅只是语言本身。我们会认识到，我们自己也应在长期的写作中学会清醒、诚实、自尊、敬畏和对词语本身的尊重以及这样一种意识：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写下的诗能够抵达这个世界和我们生命中的某个陌生地域，就必须为语言付出代价，也就是全部的生平与生活，可以说，对于诗的写作，这是终其一生的事情。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一个成熟的诗人，必须拥有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判断力和写作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对未来的感知、预见和对现实的干涉、批判的诗性立场与诗艺表达。真正的诗歌永远与当下，与时代站在一起。同样，一个成熟的诗人也应是独一无二的——他决不会以圈养的文学理论家所期许的方式出现，他带着自身独特的印记，殊异且不可复制。他的出现也许会被那些所谓的诗歌理论家所诟病、所不屑，但我却认为，他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20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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