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老崔唱出了那首《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
据说老崔写这首歌时“如有神助”，边弹吉他边唱，这些句子自己就跑出来了。此歌一现，立刻引起世人共鸣。八十年代不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年代么？那是一个“无”的年代，一个远离功利的年代，甚至可以用“纯真”和“傻”来形容。“一无所有”又怎么了？照样活得有声有色，吃的穿的可以不讲究，但你得“想”点什么，“谈”点什么，“做”点什么，无论是什么。说不定还有人“爱你一无所有”呢，就像歌曲结尾唱的那样，也许带点理想化的意味，但其中高亢的情绪可谓浓烈，如酒，只消一口，热血沸腾。
第三代诗人也给我这样的感觉。翻杨黎写的《灿烂——第三代诗人的写作和生活》，就像喝酒，当然，这酒不至于让人大醉，盖子刚刚打开，酒香扑鼻，虽不是陈酿，埋在地下，亦颇有一些年份。杨黎是从一个少女——帅青——写起的，她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但对于第三代诗人来说她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聚会时她出场，倩影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闪而过，还没来得及看清面容，她就离开了，从此杳无音讯。“少女帅青”很可能是一种共同想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少女帅青”，“她可能已经20岁了，她可能还没有满20岁”，她有长发或短发，她胖或瘦，高或矮，都不重要，她啊，说不定就是诗人们眼下的八十年代呢。杨黎以为“第三代诗歌”始于此次“幽会”，说不清道不明，冥冥中自有天意。这样的开场，当真是浪漫而迷人。
而接下来谈到的“他们”也开始了他们的故事，似乎更有意思。那厢，三十来个诗人风风火火，齐聚燥热的成都一家冷饮店，宣告“第三代诗歌”的诞生；这厢，仿佛是遥相呼应，“他们”在南京碰头，而且因为一本杂志——《他们》，全国各地的游吟诗人找到了组织。那种激动，那种高兴，那种彻夜未眠，大概只有当事人才能深切体会吧。
自从《今天》开启中国“新诗”的盛世之后，全国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即“以诗会友”，这是一种时代氛围，跟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颇为类似。黑格尔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追求逐渐占据上风，而在精神方面，尤其是“理性”的精神则异常匮乏，由此黑格尔才提出“时代精神”这一概念，引发人们对“现代性”的探索，这便成为了那个时期整个思想界的倾向。而在韩东所处的时代，同样有一种“氛围”——“诗人们印刷刊物，举办诗会，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到处流窜。”“到处流窜”说的就是这种自由交流的氛围，由于经历过“文革”，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压抑，恰逢《今天》横空出世，精神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放，于是乎出来走走、会会朋友、交流想法在那个时候很常见。
八十年代，西方思想涌入中国，这一块大陆获得新鲜的空气，文学，尤其是诗歌，就在这空气的晕染下，开出它的花朵。那时的诗人，堪与今天的明星相比。诗歌的地位提高了，写诗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又由于诗人们“身体”的复苏，这种“流窜”应运而生。韩东就遇到很多次。外地诗人一来，只须自报家门，宣称自己是写诗的，那你就得极其热情地招待，像是一种无意识，管吃管住是免不了的。你得聊得来，玩得来，聊得好，玩得好，你若是稍有疏忽，那就是不讲义气了，你的“江湖名声”恐怕就要受到牵连了。诗歌圈如同一个诗歌码头（韩东的比喻），诗歌交流不是主要的目的，“诗意地栖居”，那令人神往的江湖生活才是。“江湖码头”是不是有点武侠小说里“江湖”的气息？这些诗人可能并非为了诗歌而来的，至少不是纯粹的，但他们对于生活的向往却和诗歌分不开，因为有了诗歌界这种氛围，他们才会找上门来。据韩东回忆，两位上海诗人一路从长江源头走来，好像是徒步似的，并声称还要如此走回去。韩东可不相信，两人穿着整洁，几乎一尘不染，哪有个“游荡”的样儿，以为又是蹭吃蹭喝的主儿，心里明白得很，倒也很乐意，遂尽地主之谊。那两位也能说，一落座就侃侃而谈，什么哲学、艺术之类，高深莫测。最令人佩服的就是，即便你请客，他们也会让你心服口服。这是那个年代才会发生的事情，他们也许是来骗吃骗喝的，但也是光明正大的，直接的，“知行合一”的，活脱脱，虎生生，这就是有趣之处。还有更有趣的：那个年代，不像今天，人手一部智能手机，通讯靠的就是写信。你要是上门，写信预约肯定行不通，你的信到了当事人手里，那是几天以后的事了。最好的选择就是直接闯将过去，能遇到就遇到，遇不到也罢，那是天意。你家在楼上，来人大喊一声即可，你外出，不要紧，坐等就是。韩东工作条件较好，自己有一套房子，地处瑞金路，乃是工作室。只不过门锁等同虚设，随意用一张硬卡片就能打开。这下可好，外地诗人就有着落了，要是找不到韩东本人，就直接在屋子里玩开了。当地诗人对此也很熟悉，每有人前来，寻不到主人，就自觉将他们带了进去。有一次，韩东上班路过，发现屋子里飘出袅袅青烟，顿时心生疑虑，推开门一看，好家伙，满满一屋子人，嘴上叼烟，聚在一起打牌。看几个人脸上的样子，貌似打了一个通宵。他们看到这个“主人”，只当是路人甲，继续他们的游戏。韩东无奈，只得摸进厨房做点吃的。可见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诗人们把彼此都当作自己人，完全没有任何隔阂，人与人之间是很信任的，大家都是写诗的人，聚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
这之后还有很多诗人远道而来。成都的有万夏，韩东便领着他去见苏童和顾前。杭州的有钟鸣，还说了自己的美事，比如，“在西湖边买了一把龙泉宝剑，神情甚为得意。”诗人张小波前来，由于是突然造访，没遇到韩东，就在门上贴了张纸条，上书“你是一只鹰，我是一只狼”云云。诗人大仙也来过，在韩东那里住了一晚，让人想起民国时代，诗人、作家们到处游学，或遇战乱，奔逃于外，男男女女共处一屋，也颇快意。杨炼呢，简直就像一个“钦差”，来此巡视，随即就走，留韩东独立夜中。接着还有孟浪、郁郁，讲了西藏见闻，脸上有自得之色，西藏是什么地方？圣地啊! 还有杨黎，没多做停留，坐了一会儿就走。从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延续至九十年代，以南京为聚会阵地，来的诗人真是难以计数。除了上面所列的，还有当时在诗歌圈的同仁，包括普珉、曲有源、唐晓渡、宋词、李苇、陈寅、李劼、吕德安、洛夫、刘春、朱晓阳、杨平、芒克、戴脉河、柏桦、舒婷。诗人们的互访一方面活跃了诗歌界，年长的诗人和青年诗人有了相互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条件。普珉、李苇、吕德安、朱晓阳和柏桦后来就成为了“他们”的成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沿袭了这种“时代氛围”，并将这种氛围发挥到极致。
丁当和于坚的碰面甚有喜剧色彩。当年丁当在西安工作，有一次去昆明出差，于坚正好就在昆明，两人就有一聚，于坚还写了一首叫《远方的朋友》的诗，重现了当时的情景。于坚做过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比喻，说两人的见面就像两个杀人犯一见倾心。两人还分别给韩东去信，以表欣喜。这种“氛围”已经形成了，“像两个杀人犯一见倾心”说明这种气氛的存在，“他们”走到了一起。韩东经常和一些诗人聚会，比如顾前，在韩东的印象里，他第一次尝到西餐的滋味得自顾前。韩东在采访中幽默地说到：“此人托腮沉思中国文学及其前途，接下来就只有靠咸菜稀饭度日了。”引人会心。苏童也常来混饭，那时他还是个大学生，但已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了。有一天，苏童带着封新成写的介绍信找韩东，没见着人，他也机灵，把自己的新作（应该很满意）《桑园留念》的手稿从门缝里塞了进去。韩东回到家发现，立马读了起来，心中情绪难以言表，找个时间就奔去南艺回访。这种气氛就在这些过程里不经意地表现出来。难怪韩东这样说：“它是一个乌托邦，一个文学梦，一个精神空间，是一个活的东西，还在新陈代谢，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他们”是难以定义的，因为“他们”只是一种写作氛围，大家聚在一起，各自写各自东西，但这种氛围一直存在。
在韩东的心里，《他们》十几年的停刊并不意味着他的死亡，实际上，《他们》还在，它还活着，以另一种方式，那种精神性的联系如今依然联系着各位老友，也不断地影响着年轻的诗人们。故事才刚刚开始。《他们》停刊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消失，实际上这种氛围还在，至少还在“他们”中间。“非非”消失了，“莽汉主义”不见了，其他种种“团体”或者“流派”都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他们”正因为它不是“团体”也不是什么“流派”而留存至今，只因为它是一种气氛，今天，“时代气氛”变了，诗歌早已经成为了边缘的存在，而“他们”还保留着这种“氛围”，难能可贵。
但1985年发刊的《他们》确实已经伴随着九十年代的突然造访而成为过去，经济大潮汹涌而来，很快就淹没了八十年代的浪漫和激情，人们在被新时代的雨水冲刷之后一夜之间清醒，整个八十年代像是一场梦，是时候走出来了，尽管很多人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九十年代初黄家驹唱过一首《九十年代的忧伤》：
忧伤的步伐
陪我走在九十年代
无奈我也得听那末世的风情
纷纷的风雨
教我不安却看清是非
…
这“忧伤”不是现在说的“淡淡的忧伤”，搀和着几分小资情调，而是沉重的，你不得不向过去告别，然而：
悠悠的阳光
照遍繁荣都市角落
可我却感到是满心的冷漠
年轻的一代
已经活到别的天空下
都市的繁荣有目共睹，但人心冷漠了，“人群中的孤独”迅速弥漫，商业的道路越走越宽，也越走越远，“生活在别处”蔚然成风。岂能不忧伤？
1993年，黄家驹意外身亡，竟感觉像是“殉身”，他回到八十年代了么？
而八十年代末，先锋文学已然式微，先前“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豪情也进入尾声，英雄末路。马原、余华、苏童、孙甘露等一批先锋作家纷纷转向——马原就此搁笔，余华写出以《活着》为代表的“世俗小说”，苏童只在自我的世界里坚守着先锋的阵地，孙甘露，似乎陷入了沉寂，听说又写起了诗，格非呢，敛去锋芒，少有新作…令人猝不及防，就像海上行舟突遇滔天狂狼，而后归于平静，就像雄伟建筑遭逢掠地飙风，削去棱角，表示臣服。这一现象预示着中国文学“先锋时代”的终结。此后，“现实主义”及其帮手——世俗写作（或曰娱乐写作）再次独霸天下。
先是“新写实主义”粉墨登场，一路高歌，沉浸于世俗生活中琐碎而繁复的细节，以《故乡天下黄花》这部带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小说崭露头角的刘震云在这一时期扫起了他的《一地鸡毛》，摇身一变，为“新写实主义”摇旗呐喊，另一位主将池莉也以平淡而又富有戏谑的口吻诉说她的《烦恼人生》。
紧接着，王朔走向了他的巅峰，掀起了一股“痞子文学”的旋风，“撑起了九十年代文学的半边天”，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写作就是为了挣钱（他也确实靠写作挣了钱，熬了十几年于2007年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这话对今天的写作者来说没什么，但与他同辈的写作者听到的话，恐怕会有些“忧伤”吧？王朔代表着当时的普遍倾向，文学的市场化似乎已成定局，如果说，八十年代，一个作家还能依靠稿费养活自己，那么，到了九十年代，稿费只是一种低廉的“慰藉”，如是，何不将写作视为一种挣钱的工具呢？怀着此种目的，文学自是“面目全非”，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在某种意义上暗示着文学的命运。可即便是这样，文学的衰落依然难以挽回，也可以说，正是这样态度，导致了结局的必然。
“理想”的光辉在九十年逐渐黯淡了。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天使”，那么，九十年代就是一个“堕落天使”，它企图以下坠的方式探索永恒的快感，这让我想起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和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好家伙，这样下去恐怕会摔得很惨。“炒作”便是这种堕落的体现之一，“娱乐”显出其最初的腕力。
1997年王小波病逝，这位“沉默者”身前默默无闻，死后却成为文坛焦点。一时间好友悼念、媒体渲染，出版社纷纷加印其作，获利良多，评论者也粉墨登场，那时的《东方文化周刊》也参与进来。时值市场经济发展的头几年，“炒作”初具规模，韩东在《冷漠与势利》一文中揭示了一个现象：王小波生前受尽“冷漠”，死后却被热捧，看似矛盾，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冷漠和势利背后所隐藏的价值判断如出一辙，都关乎“功利”，王小波生前无利可图，故以“冷漠”对之，王小波死后有利可图，于是热情满满。韩东自然看在心里，从韩东强烈的态度中可以看出，“王小波事件”是韩东“撤退”的导火索，而撤退的标志就是1998年他和朱文发起的“断裂”行为，目的旨在“挑战现有文学秩序”，并与之划清界限。“断裂”导致了一场轩然大波，文学界大佬们感到惊讶的同时，却又无法做出正面的回应。
其实，就在八十年代末，便有作家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当时的一群湖南作家在韩少功的带领下，集体辞去工作，纷纷南下，参加海南岛特区“大开发”，形成“湘军大转移”的现象。那时的海南岛特区可谓“一无所有”，满目荒凉。韩少功和蒋子涵建立“公社”式的团体，发行《海南纪实》，起初挣了一笔钱。于是他们想象——买地、办农场、建房子、培养一批自由作家…简直就是一个乌托邦！他们认为这是可能的，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遗憾的是，并没有成功。而这表明作家群体的某种努力，也是“断裂”的先驱。
1998年，韩东、朱文发起“断裂运动”，“他们”再次聚首，做了一个“调查问卷”，收到56份答卷，这也意味着有56位作家参与，吉林3人、辽宁1人、广西3人、广东3人、浙江2人、云南2人、四川1人、福州1人、湖北2人、天津1人、北京10人、上海9人、江苏18人，规模之大，几乎覆盖全国，“他们”作家核心成员都在其列，如韩东、于坚、朱文、鲁羊、刘立杆、吕德安、顾前等等。问卷涉及彼时文坛的方方面面——当代作家影响力、当代文学批评的指导意义、大专院校的文学研究机构存在意义、对汉学家的评价、新偶像问题、外国思想家的意义、作协的意义、某些重要期刊对写作的帮助等等，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可以拿三个作家来说——韩东、于坚、朱文，这三位的态度是很决绝的。比如对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有谁对你产生过或者正在产生着不可忽略的影响?那些活跃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文坛的作家中,是否有谁给予你的写作以一种根本的指引?），韩东这样回答：“当代汉语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曾对我的写作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与我的写作有继承关系。他们的书我完全不看。”于坚这样回答：“根据我对文学的经验和理解, 基本上不存在提这个问题的基础。”而朱文这样回答：“没有。没有。”干脆直接。对第二个问题（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你的写作有无重大意义? 当代文学评论家是否有权利或足够的才智对你的写作进行指导?），韩东这样回答：“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狠琐的食腐肉者。他们一向以年轻的作家的血肉为生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们攻击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们的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于坚这样回答：“哈哈! 哈—!”朱文这样回答：“没有。指导? 那是笑话。最好的文学批评都是作家写的。批评家这个行当很特殊, 容易让人变态, 或者说, 变态的家伙容易选择这个行当。一个批评家只要保证自己在职业生涯中不变态, 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评论家了。”如此可见一斑。此外，他们也一致认为鲁迅对于当代文学没有指导意义。
“断裂”引起的反响如同平静的水面丢入一块大石头。相关讨论和论文多数持否定态度，甚至引起了某些作家和评论家的不满和厌恶，他们以为“问卷”的针对性太强了，部分问题的回答有明显的“恶语中伤”嫌疑。但搜索资料发现，很少有作家和评论家公开发表文章评论该事件，其中隐情现在很难考证，或许有些问题戳到了痛处？还是根本不予理会呢？有一个例子有案可查，就在事件发生的两个月后，那时的重庆师范学院（即今天的重庆师范大学）在其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次学术年会上，就“断裂问卷”进行了一场讨论——《游戏的陷阱——关于〈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的对话》。从标题就可看出整个讨论会的倾向性，是不是有一种“主题先行”的似曾相识的传统印迹？他们认为，这份问卷是设计者的策略或计谋，是对问卷对象的一种诱供，对话语权力的争夺。这算是比较及时的反馈了。至于他们的观点是否有失公允，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在这方面，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韩东也在一篇名为《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中表明了参与者的态度：首先，“断裂”是一个“行为”而不是“炒作”，如果“断裂”有目的的话，行为本身也可视为一种目的；其次，“断裂”不是为了“改朝换代”也非“弑父”——断裂所所要划分的是一个空间概念，即在同一空间有两种不同的写作，非此即彼，水火不容，“断裂”的参与者与否定的对象亦并无文学上的“父子”关系，谈不上“弑父”；最后，“断裂”并不是要在推翻现有秩序的前提下重新建立一套秩序，而是重申原则和目的，进一步说，是召唤文学的“理想”，这是最根本的方向。质言之，就精神层面来说“断裂”与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有着气质上的相似性，甚至可以说，“断裂”本身就是一次“先锋”的行为。反对者或许会将之看作是精心准备的说辞，但是，在这里不妨建议他们反观八十年代那种“自由”的氛围，说不定就能抓住什么。
想想八十年代，一群人聚在一起就可以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跳舞、聊天、恋爱、吵架…每人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都是自发的，“第三代诗人”与“少女帅青”的“幽会”不就是偶然的吗？九十年代就不同了，“共鸣”出现，一切指向对物质的追求，商业化无孔不入。自由撰稿人查建英在一次访谈中说：“自九十年代开始，作家耻于谈文学，学者耻于学术。九十年代北大老同学聚会谈的都是装修!房子！等等。”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何以可能呢？
以韩东为首的“他们”想到的是“断裂”。不仅仅是与“权威”和“制度”的断裂，更是与整个九十年代的“沉默”对立，“他们”本来就具有“背向而立”的意思。九十年代是一个“沉默”的年代，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就以“沉默者”自居。大家的方向都是一致的，无非就是投入“经济建设”，一方面为祖国做贡献，另一方面，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作家刘索拉在访谈中说：“八十年代是烧文化——因为长期的文化封锁，九十年代是烧钱，因为长期贫困。”话虽绝对了些，但也不无道理。这不免让人想起法国思想家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来，个人被群体同化了，在如此庞大的力量面前，他们却毅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择，这需要怎样的魄力？即便这里的“他们”早就不是之前那个“他们”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断裂”未必能化为一把利剑，将两个世界的联系斩掉，本来就不可能。但“断裂”所暗示的是：八十年代没有死去，自由没有死去，理想没有死去，个人没有死去，文学没有死去…
评论者往往将“断裂”视为一种“反叛”，这也是“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尤其是韩东失掉“大好前程”的重要原因。搁置这种“反叛”不谈，可以多回忆回忆八十年代。我更愿意把“断裂”当作对八十年代的一种“致敬”，或者“回归”。“八十年代”是一个源头，“自由”的源头，“个人”的源头，“反思”的源头，“寻根”的源头…它还是现在很多作家的起点。海德格尔从源头处重新发现了“存在”，我们呢？八十年代是一座宝藏，对我来说，它同时也是尘封的老酒，写到这里，似乎闻到了一股酒香。宝藏，等着有缘人，至于酒，可随时飘过年代的巷子。
2016年，美国歌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说，此奖颁给了灵魂。是啊，灵魂。此举不经意间起到了“唤醒”的作用，唤醒那颗强大的心脏，那具健康的身体，那种势不可挡的激情。试想，没有背后的“灵魂”，这些心脏、身体、激情能做什么呢？由此，可以说，“他们”（杂志或者人）和“断裂”背后躲着一个灵魂——八十年代。
时至今日，世俗与娱乐合流的写作简直成为了“文学市场”的日常，其生态链最重要的一环便是“销路”，无论是民间的网络文学，还是官方的期刊文学，都与“销路”密不可分，区别在于，前者以销路为唯一的指标，而后者以销路为既定的任务。网络文学的繁荣，催促着“狂欢时代”的到来，各路网站、平台，对着文字城堡狂轰滥炸；期刊文学的固步自封则显出尴尬的困境，期刊提供追名逐利者竞技的平台，权利的运作恰好与福柯的理论暗通。种种乱象承接九十年代而来，在二十一世纪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
韩东依然驻扎南京，耕耘自己的土地；于坚2004年收获鲁迅文学奖，近几年在云南某校任教，带出一批诗人，笔耕不辍，佳作连连；朱文已经失去音信，只留下过去的传说…至于“先锋派”，马原二十年后终于归来，隐居在西南某地专心写作；余华新作饱受争议，陷入“影响的焦虑”；苏童前两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凭一部《黄雀记》；格非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在清华大学教书十余载…
当此之时，有一个问题必须考虑——在此环境下，“他们”藏身何处？可还在以“潜龙”的姿态默默积蓄力量？新的“断裂”会不破空而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自见分晓。
在这里套用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只要肯走，路就会向前延伸。
谨以此文献给八十年代，以及那些还在坚守“灵魂”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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