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人人爱九月。

从前，人人爱九月。

文 / 文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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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夏天不知怎的突然就多起雨来，空气潮乎乎的一片，办公桌上仿佛厨房未清理的灶台，落下了昨夜的油脂，黏糊糊的，用手一摸，便令人恶心不已。

X先生昨晚打来了电话，电话很长，没用的一大堆。最终，在结尾时候说出了他的意图，“我明天去北京找你玩呀！”

“你来呀！”我回到。自毕业以后就再没见过，忽然说见面，令我不禁有些生疑。

“我说真的呢，明天晚上到。”他提高音量，依旧嬉笑。

“来呗，我看你明天晚上能到哪。”

“北京站，宝贝儿。”他顿了顿。

“滚蛋！”我作势要挂断电话。

“真的，真的，明天晚上九点二十六到北京站。”

手机伴随着叮咚一声响发出震动。

“我把车票信息发给你了。”他说。

我翻看，乘车时间、车站信息、乘车人都没有错。于是，我开始慌乱起来：“不是...你真要来呀？”

X先生是我大学时的好友，睡在我的上铺。一张浑圆的脸上架着一块棕色的方框眼镜，整个人显得很文气。X先生其实并不胖，一米七七的身高配上六十五公斤的体重，算得上正常，但或许是他脸型的原因，让他整个人显得圆滚滚的。

他是一个执着的人，或许，用认死理来形容也不为过。他经常半夜起床，把我从被窝里拽到阳台聊他刚刚思索的剧本内容。

“生意人徐一白先是慌慌张张地上场，浑身西装笔挺，脚上却没穿鞋。他一定要很着急地在舞台四周去找，去听。这个时候落魄的小说家皮卜革再捧着本书慢慢地上台，上身裸露，只穿着一件沾些灰尘的风衣，围一条围巾。”他很兴奋，手舞足蹈地讲述着他想表达的东西。

“上身裸露我懂，穿件沾些灰尘的风衣我也懂，可是为什么要围条围巾呢？”我问。

“酸腐！强撑！”他解释到，“还有他注重的仪式感。”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他又似忽然想起地补充到：“一会儿吃完饭排练，后天上课汇报的时候就要演。你演皮卜革，皮卜革不能太早上，要等徐一白坐下之后先出声音，再上场。”

我上地铁的时候X先生依旧没有给我打来电话，我拿出手机反复确认自己有无漏接电话，可是，一个也没有。我拨通他的电话，语音提示我对方手机已关机。

“八点钟了，怎么还不给我消息？这小子不会涮我玩吧？”我望着手机小声嘟囔着。

我们两个见面的第一句话会说什么？但愿不要说出电视剧里那种恶心不已的“好久不见”之类的俗套话。

“多久没有见了？”他从出站口走出，背着一个蓝色的双肩背。

真俗。

“还有一个月就三年了。”我答。

俗不可耐。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都快十年了老大！”他笑嘻嘻地说。

“你能不能不要再说电影台词了，都这么多年了，怎么就改不了呢？”我瞥了一眼四周围的路人，前面带路，“很神经病啊！”

“好了，我不说。”他跟在后面，不住地四下张望，“可是，周围也没人注意的嘛！”

“工作怎么样？”

“辞了。”

“又辞职了？”我停下脚步，“你是安分不起来了，毕业都三年了，你哪份工作超过三个月了？你这样很危险啊？”

“你刚才最后一句话用英语怎么说？”他避开我的问题。

"You are in danger."

"I'm not in danger,I am the danger!"

“没救了。”

X先生来北京是来找工作的，一家影视公司的编导给了他面试的机会，他从老家赶来参加面试。

面试是在来京后的第二天进行的，他提前一小时赶到公司楼下，在楼下一家冷饮店坐了一小时之后按时赴约。

面试只进行了三分钟，X先生就出来了。

回来之后窝在沙发里发呆。

“如何？”我问，“对方怎么说？”

“问我对一部正在上映的电影看法，”X先生似乎有些疑惑，“我就告诉他不好看。然后面试官就告诉我那是他们公司的一个项目，然后问我怎么不好看，我就如实说了。”

“所以，因为你说他们拍的电影不好看了，就被赶出来了？”我问。

“那倒不是，是回答完之后的问题。”X先生突然端正起来，“你能想象吗？他们知道这部电影很烂，但是问我的问题居然是，现在网上很多人都说这部电影不好看，这种情况下，你通过什么办法让观众觉得这部电影好看？”

X先生越来越气，从沙发上猛地站起来，“你能想象？他们知道这部电影不好看，但是他们的重点居然不是怎样把电影拍好，而是怎样骗观众。”

“你不是去面试的编导吗？”我问。

“是编导，营销视频编导！我后来问了之后才知道。”X先生气呼呼地在屋里踱步，“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给我说这就是社会，这就是成长。我还是个孩子，适应不了。”

X先生是个极其幼稚的人，大学四年总是一副嘻嘻哈的样子示人，他甚至连怎么查公交路线都搞不明白，引得人在一旁发急，指着手机上的地图APP告诉他怎么操作时，他总是听得一头雾水，末了撒娇：“好麻烦哦，搞不懂哎。”大学四年，他就这么撒了四年的娇。有时实在忍不住，转头问他：“你今年都多大的人了，为什么这些都不会呢？”他会认真地思索一下说到：“嗯...我今年再有两个月就十二岁了。”

四年大学，只有他永远十二岁。

可是后来，见到他的女朋友时，又突然发现他好似变了一个人，这种变化是由内向外的，他可以快速做出决策，有理有据，甚至衣着甚至发型，统统都变了个人。

“我毕业之后是要做演员的！”他站在操场的看台上高喊，引来周遭散步的同学奇怪的眼神。

那一年，我们大三。

大三的最后一学期要进行毕业演出的排练工作，X先生被选定为参演戏中的一只猫。

“我演一只猫，一只被阉掉的猫。”他拿着剧本，靠在床头，盯着自己的下体发呆。

“哎，你可别有什么想不开的吧。”我看着他疑惑地眼神有些害怕。

“什么？”他转头，有些吃惊，“我又不傻，这个阉割不是生理上的，是心理上的，你想哪儿去了。”

后来，他开始观察猫的习性，像只猫一样地在床上打滚，宿舍那年久失修的床，被他折腾的不住地晃动。

他拒绝同女友见面，他要体会那样一只被阉割的猫的心境。

X先生在客厅踱步了一会儿后冷静下来，转身看着我说：“我想明白我为什么没法做演员了。”

“为什么？”

“我只是想明白了，说不出来的。”他说，异常诚恳，“我明天回老家了，不想在北京找工作了。”

“哦，”我回答，“什么时候再见？”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毕业典礼，典礼在六月，大家多数已经去外地实习。X先生为了参加毕业典礼，花掉了半个月的实习工资买了张机票从成都飞来。当晚我们喝得大醉，最终还是没有赶上第二天早上的毕业典礼。

“连个毕业典礼都没赶上就毕业了，咋啥感觉也没有？”X先生站在礼堂外，望着已经空空的礼堂有些怅然若失。

X先生先订好了火车票，他不停地转头看我手机上显示的订票系统。

“我要先走，我不想在你后面走，我可受不了自己留在这个地方。”他嘴里不停地嚷嚷着。

我比他晚走半个小时。

下班之后我在火车站送走了X先生，他站在进站口回头张望，一如三年前毕业前夕。

“走了。”他说。

“嗯。”

转身，没有言语。

三年前毕业时的火车站，我沿着站台奔跑，隔着中间的一辆火车望着对面站台的X先生，哭得不能自已，他上车前突然转头，看到这一侧奔跑的我。

微笑，上车。

不久，手机收到他发来的一首约翰·丹佛的《Leaving on a jet plane》，我戴上耳机点开，吉他声传来，

So kiss me and smile for me,

Tell me that you`ll wait for me,

Hold me like you never let me go,

Cause I’m leaving on a jet plane，

Don’t know when I’ll be back again。

我回复，滚蛋。

X先生终于进了站，手机一响，收到他发来的消息，还是约翰·丹佛的那首《Leaving on a jet plane》，我戴上耳机，点开，而后转身直接坐上了回家的地铁。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我关上门。隔壁的情侣又把鸡蛋炒糊了，依旧糊的发腻，那股子腻味儿顺着各个屋子相通的管道，爬进我房间的油烟机，而后慢慢地渗透进我的鼻孔。

我最讨厌这种公寓，尤其讨厌的是每天晚饭时刻的公寓。

我一头栽倒在床上，将买来的啤酒和泡面扔下，算着终于熬过了这个周五。

酒，是肯定要喝，面，一个人吃不吃也就无所谓了。

清晨阳光照耀在我脸上的时候，皮肤的灼热感慢慢传来，而后，便是因抽筋而撕裂疼痛的脚底。

我睁开眼，房间里的人大多已经开始洗漱，我有些晃神，分不清自己的位置。昨夜喝醉扔在床头的酒瓶不见了，桌子上也没有带回来未完成的工作文件。

我揉了揉眼，阳台上挂着军训用的绿色校服，被阳光撩拨地来回发颤。

我靠在床头，X先生从上铺翻身下来，坐在我的床尾穿鞋，低身拿鞋的时候注意到了床上的我。

他还是那么胖，浑圆的脸蛋儿撑着鼻梁上的棕色方框眼镜，我却一时叫不上他的名字，只能定定地盯着他的身影发呆。

“同学，起床了，今天开学第一天，要军训的呀！”他将鞋费劲地蹬上，“这发的鞋真他妈不合脚。”

“哦。”我点头，“今天几号？”

“开学第一天，九月十号呀！你怎么了？没事吧？”他见我没反应，有些紧张地问。

“没事，”我起身，“做了个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