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一场

电梯厅把脑外科住院部分割成两个空间，左边九病区，右边十病区。

这次住院之前，我生过最严重的病，是发烧挂了三天水。看到“大腺瘤”的诊断书时，我在门诊哭得昏天暗地。

瘤=绝症=死亡，这是我非常粗陋的认知。医生看着痛哭流涕的我，像在看一个傻子。

我住进十病区的四人间，1号床是个姐姐，跟我一样的病，一个人从外地来住院做手术：家里老的老小的小，都是机器上的齿轮，拿掉一个，机器都没法转，她这样形容。2号床高阿姨，没确诊，医生判断她脑袋下面多了个小骨头，问题不大。3号床李阿姨，脑膜瘤，一种颅内良性肿瘤。4号床是我。

绕过走廊上的加床奔向我的铺位，一路感觉这个病区有点热闹，病人和家属混在一起谈天说地。早来两天的李阿姨向我介绍：十病区基本都是好瘤，所以氛围相对轻松。要是开出来不好，就要去九病区啦。她朝着对面努努嘴：你可以过去转转，不要待太久。她说这些的时候，护士在给她挂水，说是给脑子排水用的，我们笑得不行：原来脑子真的会进水！

这个病区真的很有意思，白天要去门诊做各种术前检查，一个人在医院的，会有病友或病友家属主动请缨陪着去；吃完晚饭，该陪床的家属都下班来陪床了，病房里、走廊里，活跃着各路社牛，大家凑一起天南海北地聊，相邻的病房互相窜门，不出两天，谁家什么情况都摸清楚了，就差知道人家家里的门牌号了。

人情味，是这里很浓重的特色。

我们管上手术台叫打仗，虽然是好瘤，也是开脑袋的事情，听着就不轻松。轮到谁去打仗了，他就换好衣服躺上手术床，大家一起去送他，一起把他的床推到电梯口，交给手术室前来接应的护士，然后在所有人的加油声中，电梯门缓缓关上。

从手术室出来后，病人会被推进十病区的ICU观察一两天，从电梯口到ICU门口，十米距离，大概是这两天唯一可以见上他的十米。总有人乐于充当岗哨的角色，在病房和电梯口来回流窜，随时传回可靠消息：谁谁谁要回来啦！大家就一起跑去电梯口等着他，看看他，如果能说上两句话就更好了。

每个人都在这样的迎来送往中寻求一种安心：他去打仗了，他不是一个人，挺好的，等我去的时候，也会有人为我加油鼓劲；他出来了，看状态不错，说话有力气，挺好的，我出来的时候应该也不差。

和快出院的人聊天，心情最复杂，看他一路顺当，是心安；看自己面临各种未知，是焦灼。我参与送战场的第一个人，是3号床李阿姨。手术当天早上，护工来给她剃头，一头卷发变秃瓢，陪着她的家属掩面而泣，我顿时跟着陷入悲伤情绪，一路含着眼泪。等她进了电梯我回病房，在走廊上听到一个老头中气十足地描述ICU里的遭遇：他妈的里面护工用冷水给老子擦脚，冻得老子差点跳起来！我的眼泪瞬间随着大笑一起喷涌出来。

病区的ICU接收一些重症患者，偶尔在安静的夜里，走廊上会爆发撕心裂肺的哭声。有一个妈妈，在门口哭了很久，她的儿子读高中，坐了一辆酒驾的车，遇上车祸，司机当场死亡，男孩进了ICU。大家叹气扼腕：好好的人哪……ICU那么贵，孩子能治几天哦……

我住院一周后，有个叫杨慧的圆脸女孩住进隔壁病房。每天中午到了饭点，她的妈妈就笑哈哈喊她：乖女儿今天想吃什么？他们不在医院订餐，她妈妈说，要补好了才有力气做手术，女儿想吃啥就买啥。男朋友每天下班来看望，她笑嘻嘻地告诉我：等做完手术休息几个月，国庆我们就结婚啦！

我和2号床的高阿姨排在同一天手术，我第一台，她第二台。

我也成了接受送往迎来的那一个，像是在主演一场神圣的仪式。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知道，家人们在我面前隐忍的担心、焦虑、恐惧，都将在不被人看见的地方爆发出来。

手术很顺利，我进了ICU，邻床就是那个车祸的男孩。ICU是大通铺，住了几十号人，护士们一整夜忙忙碌碌。我躺在床上，听到有人一直在唱歌，《真心英雄》唱了一整夜，护士好言好语劝他：歇歇吧，天亮了再唱。听到护士劝一个病人喝水，叫他名字他不理，叫他金总，他发出响亮的哼哼。听到护士对小男孩说，你长得真帅啊，在学校肯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吧。我转过头看向他，他正好也瞪大了眼睛看我，眼神像受惊的小婴儿，车祸撞毁了他的脑袋，他以后永远都是一个婴儿了。

我睁着眼睛等天亮，等到护士来对我说，挺好的，你可以出去了。

我不能先回病房，要去门诊楼做术后检查，护工推我下楼，见到太阳的那一刻，我还见到了爸爸妈妈，见到一拥而上把我的床团团围住的病友和家属，做核磁共振需要换床，他们都是来帮忙抬我的。

浓浓的人情味，盖过了太阳的香味。

回到病房，旁边的高阿姨趴在床上，我说，她好像比我还顺利啊。我妈冲我摇摇头。几天后，我能下床了，在走廊里别人告诉我，她是癌。医生打开她的脑袋就说没办法，又给缝上了。

我还路过ICU，看到小男孩疲惫的妈妈，旁边人问她，不是说这两天要出来了吗？妈妈说，又筹到钱了，再让他住几天吧，住里面照顾得好些。

我恢复得很顺利，在可以下地乱跑之后，杨慧的手术也排期了。她很兴奋地告诉我：我的舅舅们姨妈们，都要坐飞机过来陪我做手术！我很羡慕，这样的家庭氛围可真好啊。

杨慧手术当天，我去送她。她买了一顶花帽戴着，挡住刚剃的光头，身边围了一圈亲友叽叽喳喳，她坐在病床上，像坐在快要溢出房间的爱里。

她的手术时间特别特别长，岗哨们来来去去张望了一天。

我没碰上她出来，但碰上她惊慌失措的妈妈，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无助地流泪：为什么我女儿头上插着管子？！她疼，她说妈妈，我疼！

医生和他们谈了很长时间的话，我站在六楼窗口，看他们一大家子，在楼下的老树旁哭成一团。

后面好几天，杨慧的男朋友每天都出现在电梯口，但再没有进过病房。

岗哨们终于忍不住劝他：你去看看呀，你去看看她呀！男孩子说，我等不了她了。

听故事的人们沉默，成年人的世界没有童话，绝症女孩再不配奢望爱情，明白生活真相的人亦不配劝说与评价，空气里凝固的沉默，一半是理解，一半是算了。

我去九病区转了一圈，那边的安静如我们的沉默一般。

手术室又来接人了，我让开电梯，拐进楼道，想下楼转转。

这是我住进来后第一次进楼道，里面坐满了人，地上散落着干粮、行李、睡觉的铺盖，人多却无声，车祸男孩的妈妈也坐在那里，眼神呆滞看向窗外。

我才意识到，住在ICU里的病人是没有住院床位的，他们的家属不能拥有陪护床。ICU一周可以进去探视一次，其他时间，他们的亲人就在楼道里坐着，睡着，也许是住不上附近的宾馆，也许是住不起附近的宾馆，狭窄的楼梯间，能帮他们承载一些风雨和希冀。他们也想在离得最近的地方，第一时间听到医生的召唤，也许是催缴费，也许是谈病情，也许是说，他醒了。

这一方楼梯间，是住院部的另一个世界。

后来我也没能顺利出院，因为一些意外，我去抢救室躺了几天，背着氧气面罩，身上贴满心电监护，护士每天往外面送病危通知，一群一群的白大褂轮流围住我会诊。

吸着氧气的我，只有一个心愿：活着。

半年之后，和相熟的病友约饭，他们告诉我，高阿姨出院没多久就去世了，杨慧后来也出院了，没人再敢打听她的消息。

同样的经历和心境，在几年后的儿童医院血液科，我又经历了一次。

不管是高阿姨，还是杨慧，还是儿童医院似懂非懂的小光头的家长们，如果可以选择，如果可以交易，他们一定会拿所有去换取健康的生命。

活着就有办法。活着才有办法。

可是人世间啊，哪有那么多如果，哪有那么多心想事成。

这些年，在每一次面对人生焦灼时，我都提醒自己，别忘了楼梯间里那些面目全非的生活，别忘了ICU门口那些绝望又不甘的眼神，别忘了当时只要活着的心愿，别放下自己的初心。

能健康平凡地度过平淡一生，已经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