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告别了职能部门和浩繁的公文编撰以后，思想建设和理论学习每况愈下，对相关时政要闻的敏锐性、专注度和解读力也一落千丈。
尽管如此，毕竟仍在高校系统的范畴之内就职，仍要和教学科研、教职员工及教材专著等搭关系、打交道，因此，保持一定水准的情报嗅觉和信息预警，还是不可或缺，十分必要的。
近来，资源开发与选题策划的重点，已经渐进聚焦于高职院校。自然而然，对涉及职业教育现实状况和远景规划的资讯，也就关切有加，格外上心。
昨天，从朋友圈浏览到省厅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十四五”发展规划(图解版)，除了捕捉到有价值的关键元素外，我还莫名感触到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泛官.僚.主义兼形.式.主义的残渣余孽。
由于这类现象偏于微观，暂时又没有可扣的“帽子”对号入座，我看姑且称之为制定目标规划的“取整”心理吧！
“取整”的由来及形式表现
取整是数学概念，函数y=[x]称为取整函数，也称高斯函数。常见的取整是指数字(数值)上保留整数部分的四舍五入。
而“中国式”目标规划意义上的“取整”，则一般是指在逢五、逢十、逢百甚至逢千、逢万时的指标取整。例如，该发展规划中的“打造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15所”、“建设高水平高职专业(群)50个”、“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100家”、“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1000个”等等。看上去目标整齐，听起来规划宏阔。
截图自某地职教发展规划
若说这种取整方式的由来，我猜测应该是火红年代和计划经济的产物。尤其在大干快上、赶英超美的“激情”岁月，我们的决策者斗志昂扬，豪气干云，我们的生产者、建设者“革命理想高于天”，体现在宏观调控的愿景目标上，必然是“放.卫.星”、讲大话，闯大关。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那个荒唐的时期转瞬即逝，可前车后辙，潜移默化，喜用且善用“大整数”擘画未来框架的“习俗”被延用下来。
再后来，这种谋划指标时“向上取整、往大取整”的习惯，又与机关公文程式化的套路一拍即合，不断衍生出“五项任务”、“十大工程”、“百大项目”等设计工整、气势恢宏的铿锵表述。
“取整”的现实依据与理性分析
说了半天，我并不是妄断这种“取整”就一定荒谬。相反，如果真正从实际出发，选取具备基础、符合条件、适应发展、接近实力的取整数据作为指标，应当是鼓舞士气、提振精神的。然而，坏就坏在“中国式”的规划编制往往是缺乏深入调研和实地考察的，发起规划编制的中层部门通常只唯上不唯下，新规划的起点或依据有时甚至建立在旧规划的目标数字之上。此外，更不用说高层们拍脑门地指导，想当然地修订了。
还有一点必须补充，那就是：事实上，许多中长期规划的执行环节缺乏监管，效果考量阶段缺乏验收问责。如此这般，就更加滋生了作秀习气，助长了官僚作风。
截图自某地职教发展规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从这个角度理解，制定详实的规划指标并适当加以量化，不失为引领事业、推动工作的有效策略。可是，高屋建瓴也好，登峰造极也好，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由此可见，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15、20、100”等数字，如若用来画饼充饥，欺世盗名，未必有如“13、17、96”那些数字质朴、可爱。
从“取整”心理透视中西方文化差异
国外的发展规划我无从查据，可政体和发展模式的迥异注定了中西有别，加之国人素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好大喜功”的豪迈性情，旗帜鲜明，目标明确肯定是一大特色。
从早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渊源差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实践差别，再到中华大同文化、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本位文化、“普.世.价值”的观念差别，这些都决定了在编制规划和“取整”指标的宏伟蓝图上，中国人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自信和心理优势。
亚当·斯密曾用“看不见的手”来隐喻完全自由竞争下的有序调整，与目前我们陆续颁布施行、人为“取整”的发展规划相比，谁的调控力更强、更实用？我认为是后者，至少在中国的语境下，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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