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成立。西方所谓“无神论”所“无”的神,特指基督教所说的“神”。因此,无神论只能是一个基督教有神论环境中产生的对应物。所以,如果要说“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就必然意味着中国曾经作为无神论的对应物———以基督教有神论为主导的国家存在过。这显然不是事实。
所以,我们只能说,中国是个以泛神论兼多神论为主体而借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
然而,我们当今的许多国人,却以“有神论”或“无神论”自居着,并且各自捍卫着自己的立场,决不让步。不过,我们倘若对所谓“无神论”的源头加以梳理,就会吊诡地发现,所谓“无神论”恰恰是某一类型的“有神论”逻辑的必然产物。
那么,是是哪一种类型的有神论“生下”了无神论这个“蛋”呢?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中世纪的宗教哲学有两大路线。即奥古斯丁主义的、唯实论的、方济各修会的路线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唯名论的、多明我修会的路线。这两大路线一直在打架,直到后者终于占了上风,并开启了近代欧美技术文明的序幕。
所谓奥古斯丁主义,简单地说,就是凭着灵魂的直觉,以内省的方式,而认识一无条件的作为终极存在的世界中心,万物都围绕这中心而展开,这就是上帝。并且,在诸现象之上,有一个“共相”的世界,较之现象,“共相”更加地真实,它为现象的世界提供着蓝图,这就是所谓的“唯实论”。而方济各修会则发扬了奥古斯丁的“神律中心论”和伯尔纳的神秘主义思想,注重个人修道过程中的宗教体验,并倡导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因为“意志”是上帝首先的特性。
所谓亚里士多德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从经验与逻辑的世界出发,去推导出一个上帝。以理性为上帝首要特性的阿奎那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上帝的知识和一切知识一样,必从感性经验开始(这是西方世俗化的最终原因)。这就不可避免地在信仰与理性间制造了一个裂痕。这种裂痕被司各脱以两种“实定主义”进一步撕裂开来———让教会去解决信仰的问题,让经验与抽象去解决自然的问题。到了奥卡姆,信仰与理性的裂痕就不可弭合了。人的经验既然不能达到上帝,信仰上帝就必须依赖教会的权威与教条的“他律”。奥卡姆用他那有名的唯名论“剃刀”彻底切除了作为实体的“共相”,把作为无条件的存在中心的上帝与一切存在物割裂开来,把上帝变成了一个个别物(只是最大而已),这个单一具体的上帝从此被从存在中心的位置拉到了基督教那独一无二的宝座上,堕落成了教会权威的“专利产品”,而人与人的关系,从此从“在上帝中相互参与”蜕变成了仅仅在各种“词”中交流的社会利益关系。(这不正是现代技术社会人际关系的生动写照吗?)作为继承这一思想脉络的多明我修会自然而然地把护教、传教、迫害异教徒作为他们主要的工作方向,因为一个“词”容不下另一个“词”,正如当今一种意识形态容不下另一种意识形态一样。
在这两大路线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上帝”,一个是全人类的、作为普遍原则的、无条件的终极存在;一个是仅为基督教教会所拥有的、作为特殊个体的、居于人类理性之外的、需要靠教会的权威来宣扬和维护的“上帝”。
自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后一个“上帝”把欧洲撕成了两半,科学与宗教终于因长久的紧张关系而反目成仇。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终于按耐不住,站出来挑战这个为教会保守的“上帝”,直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用“唯物”的单枪匹马把这个“上帝”从有神论的宝座上粗鲁地扯了下来。
而急于引进现代化中国,就近地接过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这根“接力棒”,以图挤进西方技术文明的“短跑队”。而我们一些跑得太累的或跑得太失败的中国人又觉得应向西方人手里去抓另一条有神论的“接力棒”。然而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抓过来的,恰恰是无神论的老祖宗———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唯名论,这怎不叫人着急!
所以,中国的基督徒们,回到奥古斯丁去吧!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一个作为“灵”的、“有神论之上的”(蒂利希语)上帝吧!因为只能为某一宗教所宣扬和捍卫的“上帝”,只能是无神论的始作俑者!
(参考书:《基督教思想史》蒂利希著 尹大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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