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
【原文】
嗟呼！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史记·剌客列传》
司马迁在《史记·剌客列传》中分别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立传，写得都十分精彩。豫让是五位刺客之一。
豫让曾经在晋国六卿之一智伯手下当差，智伯很看重豫让，视其为知已。智伯策动韩、魏两国一起攻打赵襄子，没想到韩、魏两国反而被赵襄子策反，临阵变卦、掉转枪口消灭了智伯。赵襄子憎恨智伯，把智伯的头盖骨做成了饮器。开始的时候，豫让逃亡在深山之中。有一天，不知是过够了逃亡生活，还是突然良心发现，要干点什么。他发出这样的感叹——
“嗟呼！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唉！大丈夫应当为知己而死，女子应该为喜欢自己的人而梳妆打扮。这样东躲西藏怎么能对得起“知己”呢？于是，他开始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豫让改名换姓，化装成一个服苦役的刑徒潜入赵襄子宫中，假装涂刷厕所，想趁赵襄子如厕的时候行刺，结果被赵襄子识破，豫让被捉。赵襄子称赞豫让是“义人”“贤者”，并放了他。
很快，豫让又开始筹备第二次刺杀行动。他全身涂油漆，让皮肤上长满令人恶心的脓疮；吞下木炭，使嗓子变哑。目的是让人认不出他。他化装成乞丐，继续寻找机会行刺赵襄子。既便如此，他的行刺行动还是失败了。结果，豫让再无活着的理由，在赵襄子面前自杀了。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两个信息：一是豫让报仇的缘由。赵襄子杀了智伯，还残忍地将智伯的头骨做成了饮器；二是报仇的动机。也就是豫让提出的“士为知己者死”，即为了报恩。可是不论是报仇，还是报恩，豫让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智伯、范氏、中行氏与韩、赵、魏是晋国的六卿。智伯攻打赵襄子，属于“内斗”，而且，是智伯联合韩、魏在先，也可以说有过在先。如果要恨，韩、魏二王比赵襄子更可恨，可是，豫让何以完全不考虑智伯的过失，不考虑韩、魏的背叛，而独独怀恨于赵襄子。换言之，赵襄子有过，但过不及豫让之诛。而豫让仅仅因为这点恩怨便要致赵襄子于死地，未免太狭隘，更与忠义毫不刮边。
而从报仇的动机上看，豫让的举动也让人难以赞同。在行刺赵襄子失败后，赵襄子曾经质问过豫让：“你也曾在范氏、中行氏手下干过，智伯把他们二人都杀死了，你怎么不替范氏、中行氏报仇呢？”豫让回答说：“范氏、中行氏把我当作普通的臣子对待，我也就以普通的臣子待他；智伯以国士待我，所以我才会以相同的规格报答他。”豫让的话看似有理，实则是诡辩。按照他的话说，普通的臣子就可以不忠不义，就可以怀有二心。如果这样，天下又能有多少“国士”？没有“国士”、只有普通民众的国家就可以不守忠义之道吗？而就算按照豫让的说法，智伯对他实在是太好了，他才会以死相报。这种报恩思想完全不考虑正义与否，其忠义不也是大打折扣了吗？
在豫让第二次行刺赵襄子失败后，他曾说了一段令人肉麻的“奉承话”。他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当着赵襄子的面称他是“明主”，自许为“忠臣”。试问，既然认为赵襄子是“明主”，还要去刺杀他，这难道是“义举”？而就算是“忠臣”，也只是忠于一个名声并不甚好的主子，是“愚忠”。而豫让之所以卑躬屈膝、甚至低三下四地奉承赵襄子，为的是一个不情之请：“既然不能杀了你为我的主人报仇，那么，就请你允许我用剑砍你的衣服几下，了却我一个心愿，这样我也就死而无憾了。”赵襄子面对这个无理请求，淡然一笑，竟然答应了豫让。豫让在用剑砍了三下赵襄子脱下的外套后，便自杀而死，他的魂魄就这样“无愧”地去见智伯了。
豫让的种种行为，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让人无法把他与“壮士”“勇士”联系起来。
无独有偶。不仅人物如此，就是大人物有时也难免犯糊涂。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在广武对峙。项羽十分着急，竟然向刘邦提出，两人一对一决斗，以此来分胜负。这时候，刘邦笑着说：“我更愿意与你斗智，我岂能与你斗力呢！”用刘邦的话说，他与项羽的斗争不是两个人的斗争，而是楚与汉的斗争，是两种路线的斗争，是事关全局与长远的斗争，在灾种情况下，需要高远的策略。换言之，谁有战略眼光，谁就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而项羽的斗力之举，自然会引起智者的嘲笑。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深深会看到这样的场景：话不投机，拳脚相加；或者为了些许小利，朋友相背而行。其实，这都是斗力不斗智的表现。《史记》不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是在职场中的大浪淘沙，在斗勇的同时，更需要斗智，这也正是人们常说“凡事三思而后行”的道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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