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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古代中国是一个社会阶层，“士”往上走，就成了“官”，即便当不了官，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士”的身份和地位也是最高的。“士”最初指的是武士，后来开始出现了“文士”，即以读书为业的人，象孔子、老子、墨子等。“士”这种职业比较特殊，不像“农”，以种地为生；“工”，以手工技艺为生；“商”，靠做买卖为生；“士”的出路是“出仕”，“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春秋战国那个列国纷争、礼崩乐坏的时代，“士”的出仕途径是游说（shuì），凭的是他的思想和舌辩能力，象苏秦、张仪那样的就比较吃香，而被后世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其实是比较落魄的，周游列国，也得不到赏识和重用。
到了汉代，选官采用的是“察举制”，即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类似于“文革”后期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察举的名目中最常见的有“孝廉”、“茂才”，“孝廉”重视的是孝顺、清廉等品行，“茂才”也叫“秀才”，重视的是学问、才能。由于是推荐制，士的声名便显得非常重要，但也难免出现“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的名不符实的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采用的是“九品中正制”，“中正”是朝廷设立的专门对人才进行等级评定的官员，等级评定的依据一是家世背景，二是个人的品行、才能等情况，到东晋的时候，门阀士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出身低微的士人在仕途上会走得非常艰难。
隋代开始实行的科举制成了隋唐以后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它给了出身普通家庭的士人“鲤鱼跃龙门”的机会和希望，用那个时代最世俗的思想来表达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般而言，只要你“头悬梁，锥刺骨”，凿壁借光，映雪读书，就有可能考中功名，就有可能像唐代诗人孟郊《登科后》所写的那样：“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有可能享受“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风光和荣耀。中国古代文坛的很多名人比如王维、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都是享受过这种“登科”的风光和荣耀的，而且正是读书应举、宦海沉浮的经历成就了他们文学上的风光和荣耀。
但在任何事情上都有“幸运儿”，也有“倒霉蛋”。比如“诗圣”杜甫，十四、五岁便才名远扬，参加过多次考试，在长安困守了十年，愣是考不上，最后还是因为给朝廷献赋，才得了个小官。
明代诗文、戏曲、书画成就都十分杰出的徐渭，大家口中的“徐文长”，也是才名早著，但徐渭最高的功名是“秀才”，得中秀才后便连连失利，功名路上再也无法进取。徐渭不但文才了得，也懂兵法，但因为没有功名，无法入仕。尽管他后来被浙江总督胡宗宪聘为幕僚，深得胡宗宪的信任和倚重，在帮助胡宗宪抗击倭寇方面功勋卓著，但胡宗宪因受严嵩牵连倒台被杀后，徐渭便“英雄无用武之地”，以至于晚年发狂，杀后妻，在监狱里被关了九年。他写《四声猿》杂剧，正如其朋友所言：“盖猿丧子，啼四声而肠断，文长有感而发，皆不得意于时之所为也。”
还有大家熟悉的《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9岁时连考了县、府、道三个第一，但在以后的五十年中，他屡考屡败，屡败屡考，直到71岁，才得了个“岁贡生”的功名，还不是考来的。蒲松龄在诗中心酸地写到：“落拓名场五十秋”，因为没有功名，蒲松龄谋生的手段是做私塾老师，他的《聊斋志异》便是在四十年塾师的落寞生活中写就的，他笔下的那些美丽的花妖狐魅便是他慰藉自我的心造的幻影。
宦海沉浮固然会有痛苦，但对有些人而言，连这道门槛都迈不进来，优秀而不被认可，这会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考试是人生大事，古代如此，现在也一样。在考场上，有人很顺利，有人很艰难，这其中有很多因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曾听说过有人参加过七、八次高考的事情，非当事人是难以体会其中的苦衷的。老舍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考而不死是为神》，文章写考试的种种难受，结尾的时候说：“说回来，考试制度还是最好的制度。被考死的自然无须用提。假如考而不死，你放胆活下去吧，这已明明告诉你，你是十世童男转身。”
中考、高考即将到来，祝莘莘学子们正常发挥，考场告捷，开启自己的高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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