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脾气、牲口与枪——评《驴得水》(2016)

知识分子脾气、牲口与枪——评《驴得水》(2016)

一

电影《驴得水》可分前后两段解读，前一段结束的标志是铜匠媳妇的那句话——“你们才是牲口！”后一段开始的标志是周铁男头上的那声枪响。前后两段提供了两种“严肃地”讨论教育问题的方式，前一种是理想化的，从道德思辨的层面出发的讨论；后一种则是现实的，从实际的权利关系出发的讨论。前者是对后者的讽刺和批判，后者是对前者的解构和嘲弄。

支撑整个故事的是教育者——孙校长，而实现从前到后转变的是影片中唯一的受教育者——铜匠，这两个人物是整个故事真正的主人公，也是真正具有问题性的复杂形象。

先说影片的前半段。以孙校长为首的四名教育者本着“做大事”的目的来到贫困乡村办学，为了解决吃水困难、学生流失、经费吃紧等问题，他们编造了著名教育家吕得水的谎言，并长期靠吃他的空饷维持。教育部特派员前来调查吕得水的情况，四人拿铜匠顶缸，居然蒙混过关，他们因此获得了三万元的经费。

表面上顺风顺水，而实际上矛盾已经显现。因为吕得水的工资一直以来就没有做到专款专用，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从中分割一部分作为个人生活之用，四人之间的矛盾只是在各种私人关系（裴魁山对张一曼的追求、张一曼对校长的感恩、周铁男跟佳佳的恋情）中隐而不发。

张一曼“睡服”铜匠导致裴魁山与张一曼的关系破裂，他迅速从“做大事”的集团中分离出来，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一个对“大事”起破坏作用的毒瘤。裴魁山对周铁男的那句怒吼：“不要把你的道德凌驾于我的利益之上”就是证明。他之所以没有爆发只是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利益”可以获取。可以想见，即便后边的事情不发生，他们的整个办学事业也难免被这位伺机报复（他对张一曼的仇恨）的利己主义者给毁掉。

教育部的第二次检查作为外因开启了矛盾发展的新阶段，然而，有两个内因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就是整个故事的两个核心人物，教育者孙校长和被教育者铜匠。

首先是那位怀抱理想的“教育家”孙校长。可以说，正是因为他，整个事情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也是因为他，错误才朝着悲剧的方向一往无前地发展！

知识分子脾气、牲口与枪——评《驴得水》(2016)

二

孙校长，这位没有半点“知识分子脾气”的“知识分子”是影片中最丑恶、最可悲的，恐怕也是最真实的、最具欺骗性的一个角色。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在彻底的“自欺”中的人的形象，一个道德异化的典型，一个自以为在为善的恶人！他的那句“做大事不拘小节”的名言就是一副腐蚀知识分子灵魂的毒药！

这位孙校长表面上堂而皇之，而实际上呢？是他编造吕得水的档案带头撒谎；是他对吕得水的专款不加管理并参与公款私用；是他允许用发奖学金的这种愚蠢的方式去解决学生流失的问题；是他不顾周铁男等人的反对，坚持“一错再错”；是他默许张一曼“睡服”铜匠照相；也是他带头在强权面前屈从。

在整个事件中，他有什么原则和担当？他又何曾放弃过自己的利益？！他始终没有意识到，在他的“急于公义”的自我幻想中，包含着多少对他人权益的冷漠，对道德底线的无视，对人格尊严的践踏！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的“大公无私”是以处处牺牲他人利益为前提，而他的行为本身就与“教育”背道而驰！让这样一个没有自尊、自爱意识的人，没有半点“知识分子脾气”的“伪知识分子”，一个真正需要被教育的人去办教育，其后果可想而知！

作为唯一的一个受教育者的形象，铜匠前后的转变中包含有一种更加刺痛人心的东西。在接受了张一曼的性爱启蒙和校长的知识启蒙（几本书）之后，他变了，他开始具有了人格的自觉。当他的媳妇当着一群知识分子的面辱骂他的时候，他激烈地予以反抗。而当张一曼告诉他，跟他睡觉只是为了利用他，他在她眼里“只是牲口”的时候，他绝望了，他愤怒了，他开始了疯狂的报复。

知识分子脾气、牲口与枪——评《驴得水》(2016)

三

我认为，铜匠的转变是合理的。他是一个纯真的人，他是一切理想主义者最初的样子，也就是说，当他一旦有了自尊、自爱的意识之后，他便决不允许任何人再从他手里夺去。人与牲口是不一样的，要么是人，要么是牲口，一切中间道路都是虚伪的，这就是铜匠学到的东西。这种逻辑、以及与这种逻辑伴随着的那种“知识分子脾气”不正是教育者的“初心”吗？可是，当以孙校长为首的教育者公然地践踏这种逻辑，玩弄什么“做大事不拘小节”，随便地把别人当作“牲口”的时候，怎能不让人寒心！

铜匠的愤怒是圣洁的，这个被启蒙了的人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蒙昧中去，可他也恨透了所谓的文明人的把戏，他唯一的道路就是堕落，向自觉的恶和野蛮中堕落！而偏偏有一个荒诞的世界欢迎着他的堕落，在这个世界里，他不用再纠结什么人与牲口的区别问题，这就是由“枪”统治的世界——在这里，他可以跟着整个世界一起恣意疯狂。

知识分子脾气、牲口与枪——评《驴得水》(2016)

四

影片后半段中“枪”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世界的秩序被追溯到野蛮和暴力，这是故事走向终结的标志，它意味着前面所讨论的所有问题的彻底取消。

当强权危及个人的生存时，行为的道德基础就不复存在了。枪的存在本身就是制度，它意味着丛林法则的确立，在此规则下，所有的人只能是“牲口”，而不可能是别的，一切人性的东西（道德，尊严，人格）都不再有意义了。因此，在影片后半段，所有的人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死（张一曼的自杀），一种选择是活（其他所有的人），这里活着只是意味着去做“枪”要求他做的，这种非生即死的选择根本不是选择，既不能说张一曼高尚，也不能说其他人低贱。枪口之下，理性选择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人与牲口的区别是没有的，因此周铁男的性格转变绝不是道德上的由高尚而低贱，而是存在上的由人向“牲口”的转变。

影片最后说佳佳去了延安，这并没有超出丛林法则所勾画的范围，她不过是去拿起另一只枪来对抗这只枪，这一行为也不包含任何道德意义，更没有什么“教育意义”可言。因此，整个影片的后半段对前半段讨论的问题来了个釜底抽薪，它展示的是“教育事业”的不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知识分子脾气的虚假性。

影片最后孙校长、裴魁山和周铁男再次“聚气”的画面与影片开始时的画面遥相呼应，为整个故事画上了黑色幽默的悲凉句号。

五

最后，不得不谈一谈“教育部”这个无形的、破坏性的形象。它是恶的制度的象征。也许有人会把整个的悲剧归结于制度，我认为，这并非影片的本意。诚然，一切公共事业的开展离不开社会制度的保障，然而，把一切的原因都归结为制度往往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驴得水》提供的两种思考方式将制度与个人的关系做了较好的辩证处理，它要求于制度的只是人的生存和人格，而要求于个人则是起码的自尊和自爱。一切利他主义行为都要这种起码的自尊自爱为界限，也就会说，一个有心为善者可以牺牲任何利益，独不能牺牲他的尊严和人格，一旦做了这种牺牲，所谓的利他主义行为便不再是一种自觉自愿的理性行为，它就转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疯狂。相应的，如果一个制度不能保证有心为善者起码的自尊和自爱，不能允许知识分子有他的“知识分子脾气”，一切公共事业发展的道德基础也将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