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与兔子
“国语骑射”，是清代统治者对八旗的基本政策，从清初到清末，数任皇帝都重申过国语骑射对于八旗旗人的重要性。清圣祖康熙帝在其晚年曾下过一道上谕，其中言及自己自幼随侍卫阿舒默尔根练习骑射，并回顾了自己数十年打猎的收获，他说，“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朕曾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似乎很难想象这样的猎杀数量，故而他们提出过疑问，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应该是康熙帝的夸大，甚至是虚构。
康熙帝在康熙四十七年时提到过，“朕于花马池地方，一日杀兔三百一十八只。”这个花马池，就在现在陕西省境内，与内蒙古鄂尔多斯临界。约在康熙三十五年底，康熙帝在鄂尔多斯周围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围活动，“三百一十八只兔子”的故事应该就发生在这个阶段内。我们就以康熙帝在鄂尔多斯期间的打围，分三个小方面来谈一下，为什么康熙帝能打这么多的兔子。
一、环境的变化
清代的鄂尔多斯是个什么样的环境呢？用康熙帝的话说，是一个兔子等野物“ambula elgiyen”（满语“丰裕”。）的地方。
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写折给在京的嫡母仁宪皇太后，提及自己已经抵达了鄂尔多斯。在描述鄂尔多斯的时候，康熙帝写道：“这鄂尔多斯之地啊，挤满了雉鸡和兔子，真是太丰裕了。”
同样，在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帝给留京的太子寄去上谕中说道：“兔子和雉鸡真是太丰裕了。想要射雉鸡，就把兔子耽误了。想要射兔子，就把雉鸡耽误了。”在初十日，“朕射死了一百一十多只，同猎的其他人们射死了六百余只。”
由此可见，清代鄂尔多斯周围的野生动物相当的多，这是康熙帝一天能打三百一十八只兔子的前提条件。
二、对于围猎的认识
满洲人善于围猎，特别是在入关之后，康熙帝订下了木兰秋狝的制度，更是加强了围猎的重要性，其规模也越来越大。围猎，是由各个方面的人员共同配合的一种打猎方式，对于设定围场、引诱猎物等，都有相当的技巧。
康熙帝在给太子的上谕里也提到过其围猎时的具体情况，如初九日，“让各新满洲的少年、柏唐阿、绿营中情愿步行者出来，在与墨尔根围场同型的鄂尔多斯骑马围场的北面，叠层放围。”初十日，“今天也是放了两层围。”可见，打围是有一定的前提工作的。
在这种有准备的围猎环境下，围猎时捕获猎物的量，自然也是一般的田猎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是康熙帝能打三百余只兔子的重要条件。反之，如果让康熙帝孤身去荒野打猎，应该也不可能一天打到三百余只兔子的吧。
三、康熙帝对兔子的小执念
有人说，优秀的猎人都会对某种猎物特别的执着。从各种档案来看，虽然不确定康熙帝是否最执着于兔子，但是其每次打猎的主要“受害者”，都是各地的各种兔子们。故而，康熙帝每到一个地方，对于其地的兔子也似乎特别关注。
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康熙帝写了一个很短的文笺给在京城的太子，全文只有三句话： “鄂尔多斯的兔子，有五斤重的，四斤八两以上的也多。春天往兵营，乌尼特之地的孕兔有达五斤重的。京城的兔子有这里这样重的么？”不得不说，康熙帝真的很喜欢兔子呢。
清代皇帝出身满洲，把“国语骑射”作为旗人重要的文化传承而屡次重申其重要性。康熙帝在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给皇太子的上谕里说，“十八日……兔较前几日又丰裕些，朕殪一百三十二只，大阿哥殪五十九只，三阿哥殪五十四只，八阿哥殪五十二只……朕等及围场众人所殪之数共二千六十一只。” 这年康熙帝的八阿哥允禩只有十五岁，便能在打围中有如此的收获，便可窥见清初皇帝与皇子对于国语骑射继承的一斑。
注：本文刊登于《紫禁城》杂志2014年1月刊，转载时烦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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