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借10块钱”。我正埋头进小区，一个女人拦住了我，一个不容置疑的声音。我抬头，目光所遇是一对不容置疑的眼睛。我说，没带钱。她指了指我胳膊下夹着的手包说，你不是有钱吗。
这是单位小区里的一个疯女人，疯了好久了。因为是单位小区，她的故事我也略有听说。这是她第三次跟我借钱了，难道是我面善嘛。
隔一阵子就会有人说，“你知道吗，疯女人神经病又严重了，今天拿了个水果刀出来在院子里晃，都有人报警了” 。要不就是，“单位又派人找疯女人家妹妹了，说她要是再不管疯女人，就不给她发赡养费了”。
疯女人以前有老公，有儿子，后来，老公调去了北京，一年后，在北京觅到了新欢，回来跟她离婚。她说什么也不愿意，老公就带着儿子直接去了北京。一年、三年、五年，疯女人妥协了，办了手续，没多久大家就发现她疯了。
我经常看见她坐在院里的长椅上，旧时的红色高领毛衣，米色格子的半长大衣，穿戴的整整齐齐，远远望着那些抱着小孩子的年轻妈妈，一坐就是半天，好像看着她们，又好像看着自己的幻象，脸上看不出来任何表情。
今天单位年会，我居然喝多了，这是在单位的第六个年头，从毕业就一直在办公室呈文递件，这个岗位令很多人羡慕，我却常常有种有力使不出的焦躁，直到现在我连发力都乏力。摇摇晃晃进了小区，找了条长椅坐下来，我想稍稍缓缓再上楼，不想看到爸妈愠怒的样子。
在长椅上吹了一会儿凉风，有点儿想流泪，不是难过，不是沮丧，不是失望，我涌起的恐怕是被酒精渲染的作为浩渺寰宇中小小人类的悲凉。“你怎么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左右环顾，原来是那个疯女人。我没有接话。
我儿子和老公今天又没回家吃饭。他们最喜欢吃我做的焖面。我每天早晨起来，做好焖面，就坐在餐桌边等着他们，一直等到晚上。今天他们一定有事，明天才来。我只好在墙上又画了一道记号，我记不住日期，客厅的墙都快画不下了。
一间杂乱陈旧的房间，桌上、椅子、地下，无处落脚，堆满了衣服、书籍、杂物。高跟鞋的鞋跟搭在电话上，一摞书和花盆歪歪斜斜挤在一起，一个行李箱敞着盖子扣在床尾。只有餐桌，明亮光洁，喷香的焖面，发亮的碗筷。疯女人穿戴的整整齐齐坐在桌边。墙上是一排排用作记号的整齐的“正”字，一圈正字，包裹着疯女人，她就像关在一个八音盒里的女人。
发条上满，一天开始，买菜，做饭，等待，画完正字，音乐戛然而止。记忆，把她锁在24小时里。是她精挑细选出的24小时，她微笑着走进八音盒，把自己锁进去，这个寒凉的世界，从此，与她无关。
PS：有一部电影《佩小姐的奇幻城堡》，一群异能儿童为了躲避外界的追杀，把自己锁在一个只有一天的时光圈里，每天都是一模一样的循环，在这个封闭世界独善其身。这个疯女人的故事何其相似。
弗洛姆说过“精神病人是令人尊敬的失败者，是那些在保卫自我的斗争中还不曾放弃反抗的人。然而他们终究是失败者，因为他们封闭了自己，也就丧失了影响现实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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