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石书法始见于商代,到《石鼓文》时始成大观。
《石鼓文》是目前所见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是书法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唐初出土于陕西凤翔,大概刻于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至秦惠文王十三年(公元前325年)之间,上面记载的是秦国君主游猎活动。。石鼓共有十个,原高约三尺余,文字刻于鼓的四周,以及形状似鼓故有此称。
《石鼓文》的书体为大篆体,已经摆脱了象形图画的痕迹。其书法大气堂皇、浑厚高古,中锋用笔、结体多取方或长方形,体势整齐、端庄凝重、比例稳健、造型疏密有致、参差错落、自然生动,形成了饱满圆润、刚柔相济、遒劲精细的艺术特征。
《石鼓文》的美学风貌,较西周晚期规范的金文更有时代感和秩序感。具体的做法就是把字形统一成长方形,空间分割更为均衡,把硬折化为圆转,把错落化为平齐,把一些短促的点化加以伸展,追求对称,取得端庄典雅的效果。
《石鼓文》在唐代发现后,立即受到文坦的重视,唐朝韩愈、宋朝苏东坡都为其做过《石鼓歌》,近代吴昌硕临习《石鼓文》数十年不辍。
《石鼓文》完美的规范了大篆,强化了篆书的书写性,为秦代小篆的诞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重大措施,在大篆的基础上,把繁复的字加以整改,六国的异体字变为统一,称为小篆,也叫秦篆。
小篆跟同属篆书体系的甲骨文,金文等大赚相比,笔画更为省简,字体更为规范,结构更为匀称,用笔更为圆转,是一种非常美观的书体。
篆书从广义上说,是指秦以前约两千年的整个古文字体系,象形的意味很强;从狭义上说,篆只指秦代小篆。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当时标准小篆的遗迹有相传均为丞相李斯所书的《泰山刻石》,又称《封泰山碑》,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登泰山而立,同年所立的秦刻石还有《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这些刻石都是秦王嬴政完成统一大业后到处巡游的“遗物”。
泰山刻石(安国北宋拓本)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泰山刻石》共22行,每行12字,石高4尺,字径2寸5分,据《山左金石志》记载,宋大观年间的刘歧拓本有223字,与史书所载的字数符合,仅笔画略有残缺。
《泰山刻石》现在仅存29字,据说是李斯所书,文字显示出秦统一天下以后,“书同文”所产生的极为规范的风格。在用笔上都是逆锋起笔,回锋收笔,行笔不紧不慢、不偏不倚粗,细始终如一,如“玉箸”。
在结体上,此碑出现上紧下松的态势,点画间相对来说还是很均衡的,有的甚至均衡到近乎一种原始的“拙”的程度,几乎绝对对称。这又是此碑的一大特点,它们秩序井然,相拱相揖。
唐张怀瓘的《书断》在讲到秦代小篆时,称赞李斯的小篆说:“李君创法,神虑精微,铁为肢体,虬作骖啡,江海渺漫,山岳峨巍,长风万里,鸾凤于飞。”
唐李嗣真《书后品》言李斯小篆:“犹夫千钧强弩,万石洪钟。”
泰山刻石现仅存9字,原石尚保存在泰山岱庙之中《琅琊台刻石》是秦刻石现今存字最多的。传为李斯所书。该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经历两千多年的风雨,此时已经风化剥蚀严重,唯西面13行86字清晰。文为小篆,系秦代原石,极为珍贵。
作为体现出秦王朝大一统风范的典型的小篆石刻,其书与《泰山刻石》近似而形体修长,婉丽潇洒,气魄宏大,有雄观天下的气概,书风庄严,结构紧密,宽博流畅,骨肉丰匀,这是最经典的传世小篆作品。
《琅琊台刻石》原石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汉代的篆书应用最多的是小篆。小篆在西汉用于官方文书、金石刻辞、官铸的铜器铭文、宫殿官署的题额、瓦当、印章等。
东汉时期的《袁安碑》和《袁敞碑》是汉代小篆书法面貌的代表作。这两个被的篆书已经不如秦小篆那么修长,其用笔笔力稳健凝重,结构宽博舒展,遒美浑厚,章法简洁大气,体现了汉文化的特点。
《袁安碑》的字形和用笔,从审美的角度看,是由肃穆转向流美,利于抒情;从书写的角度看,篆书中曲线的增多有利于书写的流畅与便利。其次,此碑按照汉字原有的疏密关系安排结构。欣赏此碑,我们不需要仔细观察便会发现,碑中每一个字的点画间距离都尽量做到均等,字的重心都在自之正中,不像秦碑中常出现的上紧下松的安排痕迹。
《袁安碑》《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纪功碑》,始刻于三国吴天玺元年,即公元276年,是我国书法史上又一个“异品”。
碑刻雄伟,锋棱有威,然又不显得粗率支离。碑刻多用方折之笔,横画、横折笔画以及其他点画的起笔,都为方硬的方笔,竖画在下行中或做直笔,或做弧曲之线,收笔处咋作悬针的尖锋收笔,其线条的力度仿佛深深地从巨石深处剜刻而出,十分沉稳扎实,有一种刻骨镂心的力量贯穿始终。
文字造型上,此碑上紧下松,纵向取势,貌似随意自然,乱头粗服,其实严谨从容,无一苟且草率之笔。
天发神谶碑自晋至唐三百年间,篆书几乎绝响,只可在碑额志盖上见到,作为装饰之用。唐代写篆书首推中唐的李阳冰,李阳冰小篆有“笔虎”之誉。
纵观小篆的历史,我们发现,从秦以后,篆书的基本笔法为平动,要求线条在匀事平行的运动中进行,线条匀整精工的篆书笔法有所谓“铁线篆”“玉箸篆”。
自从明末以后,篆书作品中的线条渗透进了提按的手法,如邓石如的篆书非常讲究运笔的意味;赵之谦的篆书作品,提按笔法非常明显;吴昌硕和齐白石的篆书作品,更是吸收了行书的笔意。
邓石如 庐山草堂记(其二)让写作成为习惯 日更第9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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