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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庆幸,国家开始重视英雄,人民开始保护英雄。
自《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颁布以来,已经有不少单位因为违规被查处,董存瑞、邱少云……等已故的人民英雄理应被人们记住,他们的事迹也值得被永久流传。
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那些健在的英雄,那段尘封的历史更应正视。
或许,可以从《发现少校》这部纪录片开始。
片名《发现少校》指的是时任国民革命军新六军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赵振英,老人仍然健在,今年已经101岁。
他的一生,精彩非凡,甚至可以用传奇来形容。
《发现少校》就是以他为主展现那两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以及和平后遭遇的迫害,那段历史包括中印缅战区保卫战(即远征军战役)和1949年9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接受日本的投降。
至于迫害,大家心知肚明,无需多言。
可是,纪录片一开场的一段话就叫人异常扎心,“时刻65年,我们只能借助异国资料,为本民族的英雄找回荣耀。”
由于某些原因,这段历史的资料在国内并没有存下来多少,幸好有一个人的出现才让我们不至于遗忘掉这段历史和经历历史的英雄。
他的名字叫晏欢,是抗日名将潘裕昆的外孙,远征军文史顾问。
潘裕昆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与谢晋元、林彪、张灵甫、胡琏等同窗,毕业后曾参加北伐。
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粤北战役、缅甸战役,是战功卓著的抗日名将,任职过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第50师师长,也是中印缅密支那争夺战的指挥官之一。
在历史教科书中,远征军入缅作战只是寥寥几句带过并未做详细叙述。
但是在历史上,中印缅战区几乎决定了抗日战争能否胜利,中国曾派第五军和第六军与美国盟军驻守中缅印战区(CBI)。
日本当时的计划是先征服中国并将其作为补给地,进而切断四周的补给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印缅战区,然后占领整个亚洲,与欧洲战场汇合霸占全世界。
可见CBI的重要性,这条线一旦断裂,中国就无法获得国际救援和全世界华人华侨的物资提供,如果有看过《我的团长我的团》就会知道这条补给线给中国战区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为了搞清楚和向世人展示这段历史,晏欢和他的父亲利用业余时间整理收集所有关于中印缅密支那争夺战的资料。
但是,国内的资料太少,在不得已下,他只能翻墙上外网,却在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叫尼尔·葛顿南的美国人为了纪念父亲约翰·葛顿南少校二战来华参站而制作的网站。
这个网站上有大量那时珍贵的照片和文字资料,令晏欢欣喜不已。
联系后才知道,原来尼尔·葛顿南的父亲曾是中印缅战区的美军联络官,服务于史迪威中将,后附属于中国战区新六军,服务于美军作战司令部。
而网站上的照片和文字资料正是约翰·葛顿南在战争结束后带回家的。
这些资料里有两样东西极为重要,一个是小红本,本子上有当年中国陆军新编第六军一众军官的签名。
另一个则是新六军军官和美国盟军在南京的一张合影。
照片上的大多数人早已被人们遗忘,但是因为尼尔的无心插柳让晏欢发现其背后的历史价值。
所以,他把照片和签名都转载在自己的博客上,希望能够借助网络的力量找到了照片上和签名本上的人。
2008年初春,晏欢接到了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说自己的父亲正是小红本上签名的赵振英。
晏欢喜极而泣但冷静下来又对电话产生了质疑,老兵迟暮,六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再加上期间多次的政治变动,估计又是谁的恶作剧。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去到了北京,没想到,奇迹确实存在。
老人不但健在,身子骨还很硬朗,思维清楚,讲话流利,这位老人的名字叫赵振英。
战争爆发时,老人才二十多岁,眼看上大学时不可能了,于是,他搭乘了“七七事变”后的最后一趟列车,离开了北京。
也从这一刻开始,他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汇聚到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中,立志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此后,他的战斗足迹遍布湖南、四川、广东、云南等地,27岁时,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那时的他已经是少校营长了,隶属于国民党新六军,被称为国民党军队“王牌中的王牌”,军长是廖耀湘。
两人是一路抗战的战友,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奇迹,只可惜,廖耀湘躲得过敌人的子弹却逃不出政治风波的迫害,于1968年12月2日心脏病突发逝于北京。
尽管作战多年,但多半时间他都在不对担任参谋,在出任营长后,自己的部队又始终被作为预备队使用,很少有真正上场作战的机会。
然而历史很快给了他一个万众瞩目的机会。
1949年9月9日,赵老所在的部队被上峰委派负日军在南京受降仪式的内外警卫工作,在许多参战部队的眼中,这个任务被视为“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誉”。
2005年9月9日,海峡两岸中国人民隆重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赵老在电视上看到了新闻,还向儿子儿媳谈到了此事。
但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
几十年来,赵老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此事。
在外人看来,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可是,在赵老的眼里,这段过往确实一段他不愿意提及的丑历史,因为这段历史他受到了太多的白眼、屈辱和迫害。
其实,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就厌倦了战争,在1948年,新六军在辽宁黑山附近被解放军围歼,大部队被冲散,赵振英打扮成农民,趁乱脱离了战场。
此后,一直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1969年的一天,两名警察从家中逮捕了赵振英,罪名是反革命,判刑二十年。
他的妻子因为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同样受到迫害,原本娇生惯养的妻子,被下放到河南劳动,白天打扫卫生,晚上挨批斗,批斗完了还不能回家,只能睡在写大字报的台子上,天气冷了,就用大字报盖在身上御寒。
在监狱里没多久,赵振英便收到了妻子的离婚协议书,他明白这并非妻子的本意而是这样做可以让妻子少受一点苦。
1975年,噩梦结束,赵振英在特赦名单里,特赦后第二天,赵振英便找单位开了介绍信和妻子复婚,在他们的儿孙口中,老两口从未吵过架,一直恩爱如初。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赵老拒绝了特赦,他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罪名的问题,否则一生都不会踏实。
1976年,赵老该退休了,但他又拒绝了,问题不解决自己决不罢休。
直到最后,上头下来文件,摘掉了赵老头上的帽子,他才决定退休。
有对比才会看出差别,同样是抗战老兵,约翰·葛顿南回国后备受爱戴,在家乡被人民推举连任了十年的镇长,一生荣誉无数。
而赵老却背着“罪名”谨小慎微地活了几十年,在有人找到他做采访时要给他开微博时,习惯了做事谨小慎微的他显得颇为紧张。
尤其是在为他填职业的时候,写上“国民革命军新六军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他赶忙说:“这不好,这不好,这么写会出事吧?”
并非妄自菲薄或者崇洋媚外,在历史问题上,美国人的确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二战老将归国后大都受到了该有待遇。
然而,我们的抗战老将,不论哪个党派,在经历了八年抗战、四年内战、三年饥饿、十年政治风波、好不容易等来了改革开放但没有换来稳定、温足的生活。
他们用青春、甚至生命拼来的国家,待到和平时这个国家对他们受到的迫害、苦难置之不理,有些还会被强迫扭曲价值观,无助与绝望深深地印在看到这段历史的每一个人的脸上。
难怪赵老会对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本受降签字典礼闭口不谈,甚至在49年后仍旧不愿提及。
当时的他负责警卫工作就在现场,之所以不谈是因为他说这不光荣,由于他判过刑、坐过牢,就总认为,那是一段丑恶的历史,根本谈不上光荣,所以不愿意给家里人说。
至于光荣与否,无非是党派不同、传达的意识形态不同而已。
纪录片结尾时,赵老哽咽了,他说:“我跟你们说实在的,我不愿留在这大地上,因为这大地对我实在太……怎么说呢……太苛了”。
他们是英雄啊,荣耀是属于他们的,在听到赵老说的这句话时,我强忍着的眼泪再也憋不住了。
是什么样的时代和遭遇才会让曾经的民族英雄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常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但是,我们真的有这个权利知道以前发生的一切吗?当然没有,我们连记住的义务都没有尽到,对于历史,最大的不可原谅不是疏于保护而是遗忘,遗忘会让我们变得无知。
当然,最重要的是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在书写,那些尘封在过去的记忆终将会随着那代人的老去而消逝,我们却总是被后知后觉,等到发现的那一刻,虽黄花未凉但已日暮夕阳。
也许,能让英雄减轻痛苦的办法,只有让他们的经历和他们一起咽气,才不会受到伤害。
“历史就像陈年胶片,免不了灰尘和刮痕,甚至断裂”这是《发现少校》片头的开场白,将灰尘掸去,将刮痕抚平,将断裂修复,历史的胶片上,呈现的不仅是老兵荣耀,更是一个民族的尊严。
从乡土中国走来立誓复兴中华的一代,剩下伶仃晚景和离开尘世的愿望,后代之间只见遗忘和割裂。
看到这些记录的所有人希望不要进入到一个“道德批判”的误区,这并非本意,也没有任何煽动情绪的意思。
作为个体,我们能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让历史不那么轻易地被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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