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所言及中国文学，多从诗歌入手，也兼及其它文学体裁。——作者
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演进，有一个从自由到严苛，再自由的过程。
有据可查的上古诗歌（逸诗），无论字数、音韵、对仗等都是毫无约束的。如“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击壤歌》据朱自清《古诗歌笺释三种》），这里可视为两组对偶句，但是，非常质朴，毫无造作（非贬义），可以说是想到什么就唱什么，非常的自由自在。上古时代的逸诗大多如此。
然后，发展到诗经、楚辞，也只是字数大致整齐，音韵自然和谐，对句并无强求的；到汉魏晋时期，讲究多了些，拿著名的曹操、谢灵运、陶渊明为例，四言、五言诗已经很成熟，七言诗相对少见，但是音韵方面，押韵是自觉行为了，平仄则没有约束，对仗方面的约束依然可说是约等于零，总体仍然处于比较自由的状态。
所谓盛唐气象之文学绝非近体诗独享之荣耀
惟独到了唐代，名堂多了！尤以初唐四杰（王勃、骆宾王、卢照邻、杨炯）的近体诗（律、绝）开始，字数限制严格，音韵发展到平仄、还规定韵部，对偶进一步升级到对仗的律诗成了新的样式。这个在诗歌发展史上可谓有利有弊。“利”在写诗的人一旦觉得把这些弄对了，就是会写诗了，于是近体诗空前繁荣，唐代被称为“诗的国度”应该与此有关；然而，“弊”也在这里，从此以后，人们写诗、读诗首先更多想到的就是平仄、押韵和对仗，而大为忽略了诗的意境和内涵，所谓“以辞害意”是也。
我并不认为近体诗是今天学习和复兴中国古典诗歌的必然路径和绝对归宿。唐代诗人自觉的给创作带上枷锁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书法上法度森严的“唐楷”盛行也是这样。或许他们认为“带上镣铐舞蹈”（闻一多语）有诸多益处，但并不代表任何时代都必须以此为圭皋，必然成为中国古典唯一的正宗。因为即使它成了唐代诗歌的主流，唐代诗歌的传世之作也并未被它一统天下，依然有很多歌行体作品星光熠熠，这说明相对自由奔放的诗体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诗仙”李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篇的深刻性和丰富性，非但不比他的一些律绝作品逊色，甚至更具魅力；“诗圣”杜甫在格律诗方面的成就非常大，《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第四十八回，曾借林黛玉之口说出了他心目中的学诗秘诀，第一点就是熟读王维、杜甫诗篇，并且要常诵常新。但是他们依然有不少相对自由的歌行体诗歌，分别如《桃源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都是流传千古的佳作。另外，白居易的“新乐府”、《琵琶行》《长恨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岑参、高适的古风边塞诗也是唐代诗歌谱系的重要组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词这种诗歌样式肇始于唐代晚期，但是在宋代异军突起，受到特别的重视，部分原因还是希望对近体诗的严苛稍作突破。虽然词一样有严苛的格律，但是毕竟词韵比之诗韵更广；字数、句式较为灵活；顺着这个脉络到元，则以曲的发达为代表，从小令，到套曲，直至杂剧，大概原因是类似的。
明朝情色文学繁荣是因为人性需要出口
到了明朝，可能分成两方面说较为方便些。一是官方文风更为突出的是连文章都要“八股”了。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为标准化作文做出的最大努力了。遗憾的是，它几乎没有留下一篇像样的文章来。究其原因还是对内容与形式的极度约束，造成思想的高度狭隘，先天性缺乏创见。因为所有人的写作不过是为了解释四书五经。这个导向是非常可怕的。封建时代的人想要建功立业，“学而优则仕”，科举、出仕是唯一正道。这是以国家机器为保证，严格施行的。士子们当然只有华山一条路，是必须要走的。
同时，又没有出现唐诗宋词元曲这样的开创性的新的诗歌样式，所以，明朝的诗歌创作总体而言是比较惨淡，乏善可陈的。惟有出身卑微的民间文学话本小说拯救了明朝的文学，否则称之一无所有也不为过。这一点，明以前的元也基本上差不多，想象得到，一个视汉人为异族的统治者是不可能给你的文学多大空间的。
但是，越严苛的约束下，就越容易诞生色欲横流的民间文艺，盖因人性总归需要出口。这在世界文学范围内都不鲜见。仁义道德的旗帜举得越高，男盗女娼的事情越是欲火熊熊，或者纸面上干净，密室中肮脏则更是市井常态。中世纪文学不被待见，就是因为离开人性太远。
传说宋濂在家里请朋友喝酒。第二天上朝，明太祖朱元璋问他昨天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备了哪些菜。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明太祖笑着说：“你没欺骗我”，接着，拿出一张昨晚宴会的座次图。宋濂吓出一身冷汗。更有甚者，连大臣与妻妾的床笫之欢都可以由太祖皇帝在早朝时给讲出来。
这样的管控几乎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了。锦衣卫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明史·刑法志》说：“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之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没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明史家吴晗在《朱元璋传》（1949年版）中说：“锦衣卫的建立，为的是便于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在法外用刑”。魏忠贤为镇压“东林党人”，屡兴大狱，如“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正因为明朝开国便实行残酷的文字狱，后世治学者大都不公开发表言论，或者皆埋头于历史考据。
而另一方面情色文学则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而且大受欢迎。这些可能是明朝情色文学兴盛的客观原因。我们看到大明王朝的情色小说是异常繁荣的。其中以《金瓶梅》为代表，成就极高，但是它之所以进不了我们传统文学的排行榜，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是一部脱胎于《水浒传》的作品，可谓演义的演义；再则也正是由于情色方面的过分渲染，毕竟极为容易受到道德批判者的白眼。明朝的情色小说还有《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和《隋炀帝艳史》等十二、三种。
此后的满清统治者，在接受汉文化方面是比较认真的。上至皇帝，比如康熙、乾隆，他们题额的名胜古迹不胜枚举，乾隆更是堪称中国古代留下诗篇最多者；然后，下至百官，比如纳兰容若被认为是清朝最有成就的词人，这实在是不简单的，甚至于涌现出不少八旗出身的汉语文学家族，他们都以精熟汉文学为荣。
但是清朝历史上也曾发起大大小小几十起文字狱。我们都知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故事，因言获罪者不在少数。这个情况与大明王朝有相似之处，唯一的差别是程度的轻重。但连王船山这样曾经起兵“反清复明”，以“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自题草堂的思想家、文人都能最终被祭祀于孔庙，至少说明清朝在怀柔方面比之“诛十族”的明王朝好一些。文学上也类似于明朝，小说的繁荣远远超过了诗词。
白话文、新诗的出现是文学回归自由的标志
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普遍认为国力衰弱，民众愚昧，但是现在从诸多史实看来，又似乎不是那么回事，关于民国的真实样貌，我们还需更多的研究成果。但是，民国在言论控制方面而言是比较宽松的，比之明清，是云泥之别。这从那个时期所能容忍的文学的批判力度，各类思潮的传播力度均可见一斑。有说从对中国思想界的深刻影响来说，不亚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开始盛行，在文学上近乎一次彻底的解除枷锁。虽然，新诗是因西方文学而起，但是依然可以视作中国诗歌从严苛回到自由的一个过程！
中国传统诗歌的复兴可以直追唐代以前的文本。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都可以成为写作的样式。最该砸碎、忘掉唐人创造的枷锁。如果一定认为律绝才是最佳样式，那此前的诗歌创作地位何在？如果一味墨守读音已与普通话发音出入很大的古汉语韵律，古典诗歌必将愈加没落，因为现代汉语在变，人们不可能长期削足适履。所以要么如古代一样，以官方机构名义将韵律按现代汉语音韵重新发布（古代通用韵书都是官方机构发布），要么超越这些严苛的韵律，回归前人自由的诗歌状态。
如果没有词曲，宋元人还在律绝中打圈，那么他们的诗歌创作是很不乐观的。今天的古典文学爱好者，应该大胆的从意境和内涵出发找寻诗歌的趣味，非要强调说自己写的是律诗、绝句这个就算了。如果对诗词格律了解不深（熟练掌握又有几人？），又爱堂而皇之的说自己写的是律诗绝句，那就很容易贻笑大方了。
（本文由作者同时发布于公众号“回放”，此处有修改，非抄袭作品，特此声明）
2018-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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