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一部《水浒传》蕴藏着多少故事,36天罡72地煞,豪杰天地间,义气可比天。
正是这一部书,让我困惑了很多年。施耐庵的《水浒传》把宋江等人称为好汉,俞万春的《荡寇志》中则叫他们为盗贼。
还有我们的教科书,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把他们定义为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自古便有,最早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些都是真正的农民起义,而我们所了解的《水浒传》到底传达了怎样的思想,我们又该怎样正视这样一场真豪杰又非叛变的内部革命呢?
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农民起义被赋予了过高评价,最权威的说法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宋江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并且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在文革时期的1975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后来演化成政治运动。
耳熟能详的莫过于这句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宋江一行人所代表的中心思想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打山寨,不轻易攻打州府。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最终宋江落败了,就跑去打方腊,因为他手握重兵又有众多兄弟,他以为这是在以另一种方式为皇帝排忧解难,为大宋披肝沥胆。
所以他把晁盖时期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并在梁山泊高举“替天行道”大旗。
《水浒传》是地主阶级领导的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坦白的说,他们被朝廷挤兑,或遭迫害或遭诬陷,最终为保性命不得已上了梁山,他们上梁山并不是为了反抗朝廷,而是希望通过抱团的方式让朝廷知道他们的厉害和忠义,最终渴望的还是回归朝廷,富国安民,封妻荫子。
108将中真正农民出身的是谁
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作者,所表达的深意都是不一样的。同样的是大家都认可这是一场民众对抗官吏的战争,是底层人民维护自身利益的壮举,可是,地地道道农民出身的108将中有几个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只有一个,对,没错,就只有一个而已。
他叫陶宗旺。施耐庵是这样描述陶领导的:“庄家田户出身,惯使一把铁锹。”
背景故事是这样的:宋江从江州逃出以后,路过黄门山寨,被四个盗匪劫道,宋江噗通一声跪在地上,乞求饶命。四人一听是宋江,慌忙扔掉家伙,反倒跪拜起宋江来,他们仰慕宋江已久,愿意投降宋江。
这四人中,排在末位的,就是陶宗旺。
陶宗旺在大聚义中排名七十五位,号地理星,职务为监筑梁山泊——应城垣,就是负责修房子,兼任物业管理公司老总。
那么,和农民比较接近的、近似的阶层,还有哪些呢?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三兄弟,他们是打渔的,算是渔民;还有两个打猎的,解珍、解宝两兄弟,算是猎户。
一共6个人,在领导集团中约占5.5%,但没有一个进入领导核心的。
其他领导是些什么人?宋江等基层官吏13人(宋江、朱仝、雷横、戴宗、李逵、施恩、杨雄、武松、裴宣、乐和、蔡福、蔡庆、李云),约占12%;
林冲等朝廷军官21人(林冲、鲁智深、杨志、花荣、黄信、秦明、孙立、徐宁、呼延灼、韩滔、彭玘、索超、关胜、宣赞、郝思文、单廷珪、魏定国、董平、张清、龚旺、丁德孙),约占19.5%;
卢俊义等地主乡绅10人(卢俊义、燕青、扈三娘、李应、杜兴、穆弘 、穆春、孔明、孔亮、吴用),约占9.3%;
专业技术人才(专业人士与手工业者)11人(萧让、金大坚、安道全、凌振、孟康、郑天寿、侯健、汤隆、蒋敬、马麟、皇甫端),约占10.2%;
商人17人(孙二娘、张青、顾大嫂、孙新、李立、朱富、曹正、王定六、燕顺、王英、吕方、郭盛、童威、童猛、石秀、史进、宋清),约占 16% ;
流民与山贼28人(李忠、刘唐、白胜、石勇、张横、张顺、李俊、薛永、时迁、邹渊、邹润、焦挺、郁保四、段景住、欧鹏、朱武、陈达、杨春、周通、杜迁、宋万、朱贵、杨林、邓飞、樊瑞、项充、李衮、鲍旭),约占26%;
皇族1人(柴进),约占1%。
农民1人(陶宗旺),约占1%
数据很明显了,真正农民出身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陶宗旺。
水浒人物的组织成员来自哪里?
宋代军队无论是禁兵(中央军)还是厢兵(地方杂牌军),都是采用招募的方式。全国招募,只要合格,都可入伍,并不限制人数。
《宋史·兵志》记载:“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除了发配的罪犯,其他都是召募来的。
应该说,这是宋朝对军事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而且,宋朝把征兵与维稳结合起来。
宋代募兵的对象主要是流民和饥民,逢灾荒之年招募流民、饥民为兵,这是宋代的一项传统国策。饥年招兵的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将不稳定因素消弭于无形。
当兵,在宋朝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客观地讲,这种制度对于安定民心还是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中,只有两个朝代没有发生全国性起义或者叛乱,一是宋朝,还有一个是晋朝。
从理论上讲,募兵制较之征兵制进步,它使军队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有利于军队的训练、调遣和军人素质及战斗力的提高。同时,它使军事劳役赋税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免除了农民的兵役负担,也部分地分担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募兵制在宋代实行之初,确实收到了良好成效。如太祖时由于拣选严格、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兵虽少而精,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小规模盗匪成灾呢,又被金人打得丢了中原呢?
这还是与募兵制有关。
宋朝应对天灾的手段有限,如果灾荒不断,就只能不断募兵。这样导致军队越来越庞大,加之大都为地痞无赖、好吃懒做之徒,庸兵惰卒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宋军的战斗力。
宋建国之初有兵22万,太宗时增至66万余,真宗时增至91万多人,至仁宗庆历年间更高达126万人。在80年间增加了近6倍。
公元1110年(北宋徽宗大观四年)人口统计是4673万人,就有100多万军队,可见一斑。
要养活这么庞大的军队,耗费的财力可想而知。“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赡养数目庞大的常备军,造成了宋财政上的严重危机。为解决危机,统治者又千方百计地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宋代横征暴敛之重,苛捐杂税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荒年招募饥民为兵,迫使大批强壮劳动力脱离生产第一线,“一经凶荒,则所留南亩者,惟老弱也”,致使,田野荒芜,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打击。
加之军队管理不善,克扣军饷,虐待士卒,军人逃跑为盗贼者比比皆是。宋史上关于盗匪的记载,大多是军人叛逃为匪的。南宋时,招安成了朝廷对付匪患的主要办法,当时民谣“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就是生动写照。
那么水浒梁山一般士卒中,究竟有多少是叛逃的军人呢?恐怕不好详加计算了。
单挑108将来说,宋江为首的基层官吏13人,林冲之类的朝廷军官21人中无不是受到朝廷打击的国家公务员,后来怎么样了,他们还不是和张顺、李俊等流民与山贼28人混到了一起。
所以,梁山好汉是这类人,大多数都是流氓地痞,或军士,或官吏,或土财主。
还好有个陶宗旺。
网友评论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荆湖北路添置禁军五指挥,以靖安为名”(《宋史》卷188《兵志》)。三年(1104),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和开封府界创置马兵三十五指挥,“以崇捷、崇锐为名”,步兵七十二指挥,“以崇武、崇威为名”,“合三万六千人”。[关于崇捷等军的人数,《宋史》卷187,卷188,卷193,卷194《兵志》记载不同,或 作”五万人”,或作“十万人”,今以卷188为准。估计开始时规定招五万人,后改为“十万人”,实际上因财政拮据,“并废”七十五指挥,剩三万六千人。]四年(1105),“广西路置刀牌手三千人”,“以宁海名”(《宋史》卷187《兵志》)。大观元年(1107),又规定各路“帅府别屯兵二千人,望郡一千人”,“帅府五百料钱,以威捷为名,望郡四百料钱,以威胜为名,帅府、望郡三百料钱,以全捷为名。并充步军,隶殿前司管辖”(《宝庆四明志》卷7)。北宋往往以军俸的“料钱”多少,划分禁兵等级,威捷等军全属中下等禁兵。其中光是“淮、浙。荆浙、福建等路”,即创置“威捷十指挥,威胜十一指挥,全捷四十一指挥”(《淳熙三山志》卷18)。方腊起义后,宋廷又在江南,两浙“节镇增添禁军两指挥,余州军一指挥”,节镇州“以威果、全捷为名”,其余州军“以威果为名”。[《宋史》卷1d7《兵志》,《嘉亲会稽志》卷4。时越州共添置威果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指挥,全捷第四,第五指挥。]
光从兵籍上估计,宋徽宗时的兵力又多于宋哲宗时,创造了宋神宗以后的新记录。然而当时宋军的腐败糜烂和编制不满员的状况,也是前所未有的。李纲说:“熙丰盛时,内外禁卒马步军凡九十五万人,承平既久,阙额三分之一,失于招填。”(《梁溪全集》卷61《乞募兵札子》)他提供宋神宗时的禁兵数并不可信,而“阙额三分之一”一说,看来也还是偏低的。例如“河北将兵十无二、三,往往多是住招,故为阙额,以其封桩为上供之用”(《文献通考》卷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