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伟大的逃亡，就是摆脱贫困和疾病的逃亡。二战期间一群战俘想要逃出德国集中营的故事。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最后逃出来的人很少，大部分人要么又被抓回去，要么被打死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类进步的隐喻。人类最大的进步就是从贫困和疾病的监狱中逃脱了。但是，还有不少人没有逃出来。没有逃出来的人可能会变得更有信心，但也可能会变得更加消沉。没有逃出来的人可能会从已经逃出来的人那里学到更多的经验，但也可能会被已经逃出来的人撤掉梯子，自己逃出来了，却不让别人逃出去。总之，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没有逃出去的人。
将康的进步的伟大意义不亚于经济增长。经济学家一讲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就会谈到收入的增加。迪顿讲到，健康对人类幸福的影响丝毫不亚于收入增长的影响。导致人类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发现细菌会传染疾病，由此带来了很多新的药物，二是由于公共卫生体系的改善，比如，有了干净的水源，有了疫苗，有了公立医院和医生、护士。穷国仍然受困于传染病，婴儿死亡率更高。富国则基本消灭了传染病，导致富国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慢性病，比如心血管病和癌症。未来，我们将进入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到那时候，心血管病和癌症也会变得不重要，可能更重要的是老年痴呆症。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有助于刺激经济发展。经济学家原来更相信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曲线认为，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会随着经济发展先升后降，呈现出来一个倒U型的曲线，也就是说，先富起来的人会带领大家共同致富。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分别分析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更多来自于教育和技能之间的竞赛。有的时候，教育会跑贏技能，那就会带来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如果教育跑不赢技能，那就会出现贫富分化。资本的不平等则更严重，因为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会大于经济增长率，而且资本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不平等的程度就会越来越加剧。
收入不平等的代价。小道理是说，在收入不平等的社会，人们会更焦虑、更紧张，而这会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利的影响。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大道理讲的是布兰戴斯悖论。美国著名大法官布兰戴斯指出，政治平等和财富不平等不可以兼得。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我们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能够维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好的办法不是实行自由放任政策，那样反而会种下自我毁灭的种子。更好的办法是适当节制资本，才能够更好地维护市场经济的运转。
援助并不能消除贫困。从表面上来看，消灭贫困问题似乎很简单。只要发达国家每人每天拿出不到0.5美元就行了。事实并非如此。迪顿讲到，援助不仅不会带来经济发展，反而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障碍。双边政府援助的是穷国而不是穷人，小国更容易得到更多的援助，而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受到的援助非常少。一个更合理的做法是援助穷人，而不是援助穷国。非政府组织按照项目援助，也重视评估项目的效果。但即使我们能够采用对照试验组的方法评估项目的效果，也很难知道一-个成功的项目是否会受到地域的约束，是否会受到规模的约束。总之，我们对穷人和穷人的社会如何运转了解得非常不多，有时候好心会办成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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