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写作《沈从文九讲》（中华书局）暗合着这样一种努力：对一个长久地活在历史中的形象的持续性丰富，对沈从文理解空间的打开和在遮蔽中与误读里存在的那个沈从文形象的拯救。
但是，“拯救”沈从文，谈何容易。在此书开篇的《对话空间：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中，作者张新颖将沈从文的一生分成了3个阶段及其对应的“三种形象”——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这样一种区分，恰将沈从文从湘西的歌颂者、“乡下人”，甚至“文体家”的论述模式中解救了出来。相较之下，前人研究中对沈从文所作的种种割裂——“文学家”与“思想者”的区隔、前半生的文学实践与后半生文物研究的区隔，都显出了某种乏力。
事实上，张新颖此著有意避免以“五四”新文学的脉络去框定沈从文，他没有使用“觉醒”之类的标签，他说的是“发现”。这里所“发现”的，与其说是那个现代理论框架中的“自我”，不如说是一种“沿路追溯自己生命的来历”的方式，其中包含着“对自己的实在经验的忠诚”。
在这个背后，其实是一个脱胎于“文学家”的“思想者”的沈从文。在作者看来，193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沈从文精神上很是痛苦。这样的冲突使沈从文超越了《边城》中“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走向了《长河》里那个“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
本书开篇，以对话突破一般读者和学者的既有印象，为讨论沈从文打开空间。第一至九讲，沿着沈从文一生的经历和书写展开，透过字里行间，剖析他在不同阶段的文学、思想、实践，勾连成一条变化的、丰富的生命轨迹。特别谈谈本书的第九讲，就是所谓“沈从文的传统”。作者张新颖以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秦腔》和王安忆的《天香》对此一传统或有心或无意的对话，来看待当代资源“激活”与“回响”之中的那个沈从文形象。笔者之所以在此将“沈从文的传统”置换成“沈从文的形象”，是发现这3部当代作品的“回响”依次对应的正是沈从文的“三种形象”。正如作者所说：“沈从文无法读到这些他身后出现的作品，但他坚信他自己的文学的生命力会延续到将来。”也正因此，作者对沈从文形象持续不断的丰富，方才有了更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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