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者：傅云横
地点：北京朝阳区-君兮茶馆
傅云横告诉我，他天生和“父亲”这个词无缘。
他的两位父亲，先后离他而去。
“我的生父，在我小学时，和我妈离婚了。那时，他赌博成性，几乎输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你问我还能想起什么。嗯....每到冬天，他喜欢带我去公园，在结成冰的人工湖上教我溜冰。离开前，最后一次见到我生父时，他带我去吃了馄饨，韭菜鸡蛋馅的，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直到现在我都讨厌吃韭菜陷的东西，估计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关于他的近况，我已经很少听到了。他没有再婚，而是一直在打工。
我的第二位父亲，也就是我的继父，便是老陈了。这一段故事很长，我觉得我们可以约个地方慢慢说。”
我和傅云横结识，是在北京朝阳区和平医院的住院区。
我们的母亲，因为心脏支架手术，住在了同一个病房。几天下来，常常碰见，我们便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有时在吸烟区，有时在去食堂打饭的路上，有时则是在深夜，医院空无一人的走廊上。
当他得知我最近在做着“40岁还没有买房的人”的专题采访时，傅云横主动提出了接受采访的想法。
“我就是，或者应该说，我曾经可以买房，但我失去了那样的机会。”
“你是持币观望，结果北京房价大涨，错失了时机？”我说出我的猜测。
“不不不，并非那么简单，或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聊聊，这事儿，我没对别人说过，连我老婆都不全然知晓。”
前往君兮茶馆赴约的那天，堵车的缘故，我迟到了半个小时。
进去茶馆时，傅云横背对着我，他穿着藏青色夹克，露出了衬衫领子，微微驼背，低着头，大概正在用手机上网。我对迟到致歉，他问喝绿茶可以吗？我点了点头，我们便进入了今天的正题。
“我可能说得不太好，希望你别介意....这是关于我继父的事，大家都叫他老陈。
服务生端上茶壶，傅云横为我斟茶。
“我第一次见到老陈，就是我爸，距现在有二十年了，九八，九九年的样子。那时，我读高中，有些叛逆，但我妈能找个伴儿，我是支持的。”
我一边点头，一边摊开了笔记本。
“老陈给我的初印象，不怎么好。高瘦的个子，不讲究打扮，总是穿着一身旧旧的运动服，说话带西北口音，一口黄牙，我觉得配不上我妈。”
“他跟你妈的年龄相差大吗？”我问道。
“大个五六岁吧。”
傅云横告诉我，2000年，完婚之后，他的继父老陈搬进了他和母亲一直居住的职工宿舍。
老陈年轻时，在山西老家结过婚，但没有孩子。外出打工后，老婆与旧爱私奔，便不了了之。老陈来北京最初的几年，只能打打零工，后面攒钱考了驾照，成了出租车司机。再后来，与傅云横妈妈结识，组成了新的家庭。
那时傅云横在读高三，晚自修下课，老陈总会提前到校门口，接他放学。每当看到傅云横走出校门的身影，老陈总是扯着嗓子地喊他，“云横——这边！”
傅云横是有些反感的，怕被同学发现这个不修边幅的中年老头是他继父。
“那几年，老陈都是直呼我的名字，我则叫他叔叔。我们不以父子相称，但到后来，我们的确如父如子。
高中毕业后的我，没有读大学，成绩太差了。起初的几个月，我就窝在家里看小说，有时候和朋友去电子游戏厅，过得很颓废。后面我妈托关系，在火车站给我找了份工作，不是正式工，但在他们看来，总算找了点儿事干。
那时候，我不懂事。老是让我妈生气，老陈也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很多事情没法直接说我。但有次因为找工作的事情，我把我妈气哭了，老陈一怒之下，把我揍了一顿。那是他唯一一次对我动手。
往后过了几年平淡的日子，我在火车站检票，老陈继续开出租车。我妈身体那几年不太好，就索性辞掉了纺织厂的工作，在家里偶尔接点针线活来做。
老陈出事，是在0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老陈约好，下班后，他来接我，一起去吃烧烤。那天下午，他接了个长途大单，说是要庆祝一下。
老陈说晚上7点到，但是我一直等到8点，都还没过来。我打了电话，未接通。又打电话回家给我妈，他也没有回去。
以前也有，下班后，老陈载我去吃宵夜的情况，他每次都会提前到，在外面停好车等我。那时，我开始有些不安，那种‘发生了什么’的预感很强烈。”
说到这儿，傅云横停顿了一下，他见我的茶杯空了，又给我斟满了茶。
他说老陈发生的那起车祸，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是上了报纸的。在京沈高速上，大货车侧翻，导致几辆车相继出事。受伤的有接近十个人，死亡的有两个人，老陈和大货车司机。
对方全责，保险赔付加上募捐，傅云横和母亲一共收到了接近三十万。
“2006年的30万。”我在心里想着，那时在北京，这笔钱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我提了今天采访的第二个问题：
“当你收到这笔钱时，是怎么样一种心情？”
傅云横摇了摇头道：“说实话，我早忘了。”
他继续说：
“那时候，我妈计划用这笔钱在北京买房。但是在回了趟山西，去了老陈父母家之后，一切都变了。
老陈亲弟弟一家，还有他的双亲，挤在那种老旧的平房里，父亲跛脚，母亲重度白内障，近乎失明。看到那种情况，我很自然地想帮我继父老陈做点什么。
在山西那几天，我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我妈看出我的心思，她和我在宾馆，大吵了一架。我妈，她不是一个不善良的人，绝对不是。她的立场是为我着想。但那是老陈用命换来的钱，我必须这么做。我们最终拿出十几万来给老陈的家人建房子，剩下的给他们看病，帮他们还债，也用的差不多了。
后来还有四五万块余钱，我就用来和我妈在社区附近开了间裁缝店，一直开到现在。生意不错，温饱可以，那几年北京房价翻了一番，07年是均价一万，到了10年就两万起跳了，买房子的事就别想了。也是在裁缝店，我遇见了现在的妻子。”
我向傅云横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那笔钱，你不后悔吗？你母亲呢？”
“实话实说，我后悔，有无数次在心里怪自己那时候太心软，留下那笔钱，生活肯定比现在要过得好很多，很多。母亲也喜欢时不时念叨，她心里从来没有真正地释怀过。”
傅云横告诉我，有时他走在北京的路上，会想起曾经开着出租车穿梭于这大街小巷的老陈。
他会想，如果老陈还活着，应该会改口叫他儿子了。
如果老陈还活着，应该会开心看到自己，为他所做的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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