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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八，星期六，我的家乡——城口，一个大约全国七八九十线小县城，这里的仲秋，虽没知了的叫唤，“秋老虎”的威力依然强烈。这个普通的秋日午后，街道上尘土飞扬，车来车往，小城里的人依旧平静快乐。
我一个人，提着一个半大不小的行李包，站在长途汽车站的门口，兜里揣着开往重庆的汽车票，准备踏上一条决然而未知的路。
嗯，是的，过去的两周，我做了几件事，履行好向镇里和组织部的请假手续。把家里大大小小的行李全部打包快递到重庆。交接了手头所有的工作，带着一丝不舍与决然。在这之前，我在市委党校的研究生已经顺利答辩毕业，而且，还在朋友的公司争取到了一份总助试用的工作。还有，买了一张今天去往重庆的车票。
出发前给在重庆做了多年月嫂的老娘打了一通电话，汇报完所做的一切事情，电话那头她说：“没关系，有妈呢！就当出来散散心，休息一段时间也好”！她一遍遍确认，生怕从未独自出过远门的我，走丢了，一再叮嘱我，手机充满电，带上充电宝，到了渝北收费站，给她电话，就到哪个出站口来接我。我潇洒的说：“老妈，别担心啦，你女儿再怎么也是做了4年副乡长的人呀”！
直到坐上城口—重庆的大巴车，车子驶出车站穿行在县城街道，高亢的喇叭声提醒着穿着人字拖在街中行走的行人，坐在靠窗位子的我，窗外的风景从眼前一一略过，我知道，我是真的决定，离开城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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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二十八岁这年，我独自一人，离开城口，不是去读书，不是开会，不是旅游，而是奔着去重庆扎根的目的，义无反顾的走了出去，甚至，还可能以放弃人人羡慕的公务员工作为代价。
我的童年、少女时代、青春时代，除去在外念师范的三年，我一直在这个不足三十万的小城镇里生活、工作。在那个叫做“老木营”的村子里，每个人都互相熟识，沾亲带故，我叫你爸妈表叔表婶，你称呼我爸妈干叔干娘。虽然没有血缘，却因为天然的近邻关系，不足200人的村庄里，互相关怀，也互相打扰；没有隐私，也没有界限，似乎一派繁荣，又好像随时要爆发。
据大人们讲，我在上小学之前，在家里是个话痨，但从不和爸妈姐姐以外的人说话，村里几个年龄稍大点的哥哥或者叔叔们总爱玩一种游戏：打赌，赌谁能逗我开口说话，筹码是一包文峰烟和五毛钱，但即使这样的“巨资”，也没人可以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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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零年，为了方便老妈白天下地要干活儿，有人能够照顾我，刚刚五岁多一点、连幼儿园一天都没进的我，和一群七岁左右的大孩子一起开始在一年级读书。但是，怎么也想不到个子还像小萝卜头的我，半学期下来，考试成绩竟然在中等偏上，老师惊喜之余，立即叫老妈给我办理正式入学手续，就这样，不足六岁的我，跌跌撞撞的开始了6年小学生涯。
据老妈和老师回忆说，从一年级写日记开始，我就分外喜欢写字，哪怕用拼音，也能兴趣盎然的写很长、很大几段的句子。我在想，是不是那个时候我的脑袋，已经开始喜欢想象，喜欢在文字里思考是否有个更大更宽阔的世界吧？
小学毕业考试前必须填报中学志愿，谨慎的老师们担心我们发挥失常，所以，即使我连续多年蝉联年级一二名，也只是让我填报了就近的两所乡镇中学校，成绩出来之后，我全校一、二名，但因为没有提前填报县城好学校的志愿，我第一次深切的感受到了遗憾，还好，后来，在三伯的努力下，我顺利的进了那时县城最好的初中。
我们的班主任是个气质优雅的女性，一幅精致的镶框眼镜，永远得体而颜色各样的职业套裙；政治课老师，更是端庄大方的职业女性代言人，永远一丝不苟的发髻和精致的妆容，她们俩，令我对于女性的美，有了最初最直观的认识。除了数理化，我的语文、政治、历史都常常拿高分，期末考年级排名连续三年都是全年级第二名，特别是英语，由于我是英语科代表，常常轻轻松松的就能拿满分。那时候，班上所有的老师私下都告诉我：你成绩好，要好好学习，把数理化赶上，读高中、念大学，到重庆去，到大城市去，感受一下大都市的生活。当年11、12岁的我，并不知道在大城市生活意味着什么，会经历什么，需要我付出什么。可是，仅仅是“大城市”这三个字，足以构成一个小地方的少女，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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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个寝室有12个女生，我们常常结伴跑到学校操场对面的树丛中看书背单词做习题，我们想象着中考之后，各自会奔向何处？那时候的我们，没有攀比、没有早恋、没有大手大脚的花钱，而我，更是一门心思卯足了劲要去城口中学读高中，将来去重庆、去北京读大学。
能够回忆起，那是的我，是努力拼搏的，是热血沸腾。我记得因为老师说高中数理化非常重要，一定要补上去，我试过下了晚自习还在教室里背公式做习题，即使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串联并联是什么原理，更不明白声控灯的线路是什么？但在备战中考的岁月里，我始终还是付出了莫大的精力，严阵以待的对待每一次测验和模拟考。此刻，想起不知哪位导演曾经说过一句话，“生如孔雀，尽管一生再黯淡，平庸的岁月再漫长，也总可以等到开屏的瞬间。这样的瞬间，便足以将生命照亮。”自认为那个时候的我，是勉强可以匹配这句话的深意的。
不知道是幸运还不幸，还是命运的玩笑，因为爸爸的阻止，背着我在班主任那里修改了我的中考志愿，即使我依然考出了全校第二名的好成绩，我还是没能如愿望的一样，去读高中念大学，而是去了一所与我们县联办的中等师范学校——开县师范学校。开县，是我老妈的家乡。当然，新世纪之初师范生的录取成绩比高中要高，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好成绩才能读师范，因为师范生毕业之后是分配工作的。于是，2000年9月，我进入开县师范，直到2003年师范毕业，通过试讲面试顺利的进入了一所乡村小学任教。就这样，还未成年的17岁的我，已然开始成年人的生活。5年之后，通过试讲考试，调到另一所中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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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那年，我又无心插柳的通过了一场公开选拔乡镇领导干部的考试，到了小城最东边的一个乡镇当副乡长，永远都会记得第一次到乡里村里开会时的忐忑和激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偏远的小县城里算是有了事业，有了房子，有了朋友，每天上班下下班，做着愈加熟悉顺手的工作，即使对着电视镜头，也可以不用稿子侃侃而谈，亲眼目睹着自己工作的这片原本荒芜贫瘠的土地渐渐的成了一方热土，全国各地的媒体，市县领导纷至沓来，而我，像一个机器一样高速而稳定地运转，看起来很风光甚至令人羡慕。
可是很多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某个部位被撞击到，有个声音这样清晰，令我无处可逃——我的一生，难道就这样了吗？现在是副乡长正科级，再过几年，争取升副处级，年龄再大一些，结婚生子、买车换房？然后呢？我的人生，还有别的可能吗？
二十多年的生活学习，再加上十多年的多岗位工作，已经在这里扎了根，并且也开始发芽叶茂，可当我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被时间的洪流推着往前走，回到机关四楼寝室的时候，我不敢又迫切的想问自己的内心，我真的快乐吗？我问过我以前一起当老师的同事，我也问过我的同学，如果可能，你会选择离开城口么？她们都会不约而同的说，为什么啊？在这里呆得好好的，每天上班步行几分钟就到了，上下班接孩子也方便，照顾老师也方便，我想着自己今后的日子，我突然捂住自己的脸颊，不敢继续深入思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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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我，在市级机关里从事着也算是自己喜欢的文秘工作，从最开始的迷茫无助，到逐渐的熟练称手，5个年头，我在这里也逐渐生根发芽。离开家乡的这几年，依然有很多人问过我，那时候，你是城口最年轻的女领导干部，是连续四年县处级领导后备干部，为什么还要选择离开？是赌气？是冲动？还是不得已而为之？有时，我会深深的喝一口杯中酒，有时，我会和她们相视一笑，但，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人生苦短，我是自由的。
我为什么要被一个职务、一个提拔、一份安宁束缚住，每一天都像是复制粘贴，放弃体验更多生活的可能性？有人说过，“多住一个城市，总是好的。”也有人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枷锁是什么？自由又是什么？我觉得真正能够让人自由的，不是自律，而是内心的安全感。很多人安全感的来源，是稳定的工作，是偌大的房子，是豪华的车子，是一切看得到可掌控的东西。这些东西，恰恰也是枷锁，让人害怕变化，反而对真正的自由心怀畏惧。
而我的安全感，来自我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在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单位，我都可以从无到有，从头开始，用工作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支撑我想过的生活的能力。想明白这些，其实我花了很久很久，即使此刻，也能够感同身受那时内心的诸多挣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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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28岁，我离开家，离开生活了多年的城口，孑然一身的离开，为了自由，为了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痛痛快快活一场。心里有忐忑，也有期待，更多的是从容。努力过好每一天，每一个当下。至于未来会怎样？命运只撩开了面纱的一角。我们走着走着，也许就会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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