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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九月末，我作为学校选拔的参加全国第四次接见的学生之一，非常开心的登上了闷罐子列车向北。
行前回家拿件厚衣服，母亲拿着刚给父亲做好的黑制服棉衣送我到南壃。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母亲或许有一种担心和不舍，两人走在窄窄的山路上，说了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那黑棉衣里面的红格子很鲜艳。
全校七八个同学，带队的老师是邵相光。我们坐在一辆解放牌的敞篷汽车上到县城集合。
我是第一次坐汽车，很激动。那时刚学会了一首歌《毛主席就在我身边》，在车上我们放声歌唱，有两句歌词还记得:好像到了北京城啊，毛主席就在我身边。此情此景，恰好就是当时的心境。
到了县城在招待所住下，晚上在县剧院观看吕剧红色娘子军。开演之前，当时的县委书记于文一身着军装接见了我们全体赴京师生。
之后，每人发了几个日庄烤火烧，到望城火车站坐进一辆闷罐子火车向北京进发。
闷罐子车是运东西的车，为什么让我们坐这样的车不知道。车厢里很昏暗，走着走着就困的睡着了。醒来感觉牙不舒服，用手一摸，好像每一颗牙齿都晃动，心里有点怕，后来就好了。有人晕车，我还好，但也有点不舒服。本来很好吃的割辦火烧，却很难下咽了。
到了北京我们被安排住在北师大校园的草席棚子里。半夜开始集合，迷迷朦朦的集中在一个广场上。广播里听到两个争执不休的声音，吵得很厉害。结果是原来山东代表团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接见，被改在东环路上了。
每人发了两个馒头。我全部的家当就是父亲的那件棉衣，半夜天凉正好穿在身上。路的两边站满了学生，最前边是一排解放军也是从外地调来执勤的。
我那时又傻又大胆，以为东环路就在天安门广场的边儿上，便一个人往前走，心想走到天安门肯定能见着毛主席。刚走出不远，被县里带队的发现了，把我喊回来了。
等待的过程很漫长。好容易听到东方红乐曲响起来，队伍开始骚动，原来坐在地上的呼啦啦都站起了。军人们要求大家坐下。我听话惯了，刚坐下去还没坐稳，就听到一声“毛主席!毛主席!"，赶紧窜起身，背影!摩托车队的后面，是毛主席乘坐的敞篷车，我看到了毛主席站在车上的背影。紧随其后还有几辆车。
我旁边的一个女学生激动的又蹦又跳，喊着“我见到毛主席了!我见到毛主席了"。那一刻我很茫然，很后悔，如果我不坐下，我肯定就看到毛主席了。我没看到，回去怎么向同学说呢？满脑子都是自责和遗憾。
在以后的几天里，就在校园里抄蒯大富的大字报。去过清华，去过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坐车到天安门广场时挤不上车，邵老师使劲把我推进车门，他上了车被挤住了。
有同学在天安门广场照相，我没照，没舍得钱。这也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北京第一次看到香蕉。邵老师买的给我一根，还以为就那么吃呢，老师说要剝了皮吃。
好多年过去后，原来最大的遗憾反倒淡然了。天安门没照相却成了抹不去的遗憾。世事真是很难说。
(今天我坐在进京高铁的商务座上，享受着高速和温馨的服务，窗外掠过绿色掩映的村庄，大片小片黄了的麦田，脑海里不断翻腾着当年那闷罐子车的情景，便有了上面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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