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昨天的内容：叶燮《原诗》云：“古人或偶用一字，未必尽有精义，而吠声之徒，遂有无穷训诂以附会之，反非古人之心矣。”一字一句如此，一章一什亦应作如是观。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之“虽读者未必无此意，而作者亦未必定有此意”以及谭献《复堂词录序》之“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等语，不应成为附会妄解者的口实。
诗人认识到语言在表意上的不确定性，故意在诗歌中运用它、强化它，以期在一首诗甚至一句诗中表达多层意思，使诗歌的形象显得更丰满。学诗者在解诗时，切勿胶柱鼓瑟，呆板片面去理解，把本来就是朦胧的诗意转化为清晰固定的文字，也是一种误导。
许尹《黄陈诗集注序》云：“虽然，论画者可以形似，而捧心者难言；闻弦者可以数知，而至音者难说。天下之理，涉于形名度数者，可传也；其出于形名度数之表者，不可得而传也。
昔后山《答秦少章》云：‘仆之诗，豫章之诗也。然仆所闻于豫章，愿言其详；豫章不以语仆，仆亦不能为足下道也。’呜呼！后山之言殆谓是耶？今子渊既以所得于二公者笔之于书矣，若乃精微要妙，如古所谓味外味者，虽使黄、陈复生，不能以相授，子渊尚得而言乎？学者宜自得之可也。”
无论言外之意抑或象外之意，犹轮扁斧斫所成，心中所有，即至亲如子女亦不能言传。诗之味外味，亦只能由读者各自修行亲尝领略了。
前代注家，力求探原意，识诗心，“以意逆志”，而清代注家则更强调作品的实体价值和历史意义，在注释中，重事实，重證据，“知人论世”，“以史證诗”。诗注中融合了音韵、训诂、校勘、辑佚、考證、辨伪等学问，体现了注释家多方面的学术修养。
二 要明诗法
所谓诗法，是指诗人创作的技法和规律。诗法多端，如章法、句法、字法、用典、炼意，比喻、点化等。
祖述，是学习和掌握诗法的要义。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一是“拟古”，摹拟前人的体裁和风格；一是学习前人的法度，仿效句法，蹈袭成语；一是袭用前人作品的内容和意境。大手笔如杜甫、韩愈，既力求语必己出，也明白学习并运用前人诗意诗语也是创作的良法。
如胡应麟《诗薮》指出的，江淹“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源于曹丕的“朝与佳人期，日夕殊未来”和谢灵运的“圆景早已满，佳人犹未适”。 孙奕《履斋示儿篇》谓杜甫《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即孟浩然“何时一杯酒，重与李膺倾”之体，《江边小阁》“薄云岩际出，孤月浪中翻”，取何逊“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之句法。
梁、宋、魏三代诗人，体格不同，然“愈衍愈工”，后人化用前人诗意，点铁成金，青出于蓝，精益求精。
用事，是古典诗文创作最主要的语言艺术技巧，是诗法的核心，也是注释的重点。方回《瀛奎律髓》云：“此但为善用事，亦诗法当尔。”用事，近世习惯称为“用典”、“使典”。
用典，是一种继承，是对传统的认知和尊重。所谓“典”，本指简册，可为典范的古书；所谓“故”，是指古代的故事，成例。诗中所用的“典故”，有所谓的事典与语典，事典，指诗歌所运用的古代典籍文献中的“故事”，亦称“掌故”，即所谓“古典”。
语典，指经诗家所化用的前人诗句及用语。用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用典故，二是化用“成辞” (或称“成语”“成言”。)，即指引用的古书中故事及有出处的词语。
以典故况喻现实，有学者认为属于诗歌的“比”“兴”手法。用事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蕴含著深厚的传统文化内容，涵育著千百年来的诗人，成为诗家必须掌握的重要诗法。用事，又称使事、引事、隶事、事类。
内涵与用典相近，但外延则大于用典。对诗中之用事若不明瞭，则无法正确理解诗意，读如不读，故学诗者须一一注明，令疑难涣然冰释。
诗法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好诗，绝不是依赖繁琐的诗法作出来的，诗人的天赋、才情、阅历等才是决定因素。《金刚经》云：“无有定法”，又云：“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法愈多而弊愈多，诗论家津津乐道的诗法反而成为真诗人的梦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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