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真正领会诗人最深层的用意，实在很难，但下笔前至少要把诗歌字面上的含义了解清楚，一词一句，是什么意义，全诗是在说些什么。这最低的要求，看似寻常，要做到却也不易。
前人常说，读书从识字始。要明语源，始于字词的训诂，弄通每个字词的意义。注释者必须逐字逐句吃透，句栉字比，每个字词都不可轻易放过，生字僻词，固然要重视，但出问题的往往是看似普通的字词。
字有多音，词有多义，要落实到具体一首诗中，此词是何音何义，须要结合全句以至全诗的语境判断。句中的“虚词”尤应注意。解决了字词的问题，进一步理解句意。大多数诗句，字面上的意义一览可了，如果觉得句子读不通，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自己真的不理解，二是句子或有误字。
两种情况都是问题，不可轻易放过。对前者，只能认真思考，多方检索，弄清楚字词、典故，真的不懂，最后还是请教他人。对后者，则要认真校雠，对勘版本。理顺句子间的关系后，以自己的心思去重组全诗，在把握整体的基础上才开始正式动笔工作。
《后汉书·郑玄传》所引郑玄戒其子益恩之书云：“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二语已把笺注的目的阐述得很清楚：一是要把原作者的“元意”表述出来，二是要把各家各说加以整理，以成自己一家之言。整理和笺释经典，是郑氏的志愿，也是他毕生从事的工作。
元意，即原意，本意，是诗人创作时所确立的主旨。孔子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认为语言、文字是有意图的，注释家也希冀与作者的意图同一，并传达给读者。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注》云：“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故史注可明述作之本旨，其为用甚钜。诗歌注释也是专门之学，所传者唯诗人之心志而已。
诗，是很奇妙的文体，即使能认识每一个字，弄通每一个典故，考證出每一个有关史实，还是不一定能真正理解诗意。
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上云：“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卷四云：“同一诗也，此解之而通，彼解之亦通，则无为定论。”同一诗，理解亦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云：“文学史，就其最深层的意义来说，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然而企图“用学术的方法来复活那个已逝的世界”，已是奢望；企图返回历史的原点，“还原”古人的真实生活及思想，更属妄作。
学诗者只能努力进入诗人之精神世界，尽可能去理解其主体意识，揭示隐藏在诗句深处中的孤独的灵魂。至于能否确立客观的、标准的诠释？当代学者似乎是一边倒地作出否定的答案，而在中国古代所有的注释家都在做那似乎是不可为的事情。
诗人的“本意”，有如谜底般深藏于捉摸不定的言辞中，《诗·蒹葭》云：“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惝恍迷离，可望而不可即，这也是每位读古诗者都会有的感受。
邓实《谢皋羽〈晞发集〉后序》云：“谈胜国事，辄悲鸣不胜，所为诗文，多廋词隐语，人莫能识，而大抵皆伤心之作。”代异时移，百千年后的学诗者、读者，对这些廋词隐语又能猜到多少？古人诸多辩论，其中不少在今人看来，是显得那么偏执，那么可笑。
而今，当代诠释学的理论输入中国，学者们掀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对传统诗歌文本展开新一轮的探索，并努力建构出“现代意义”上的注释学体系。。也许是因为知道本意难寻，学者们放弃“揭穿谜底”式的努力，转以产生新的意义为目的，原诗在诠释过程中“灵魂转世”而“重生”。文本已被彻底“操控”，全失本真，化身千万，不断轮回，扰扰攘攘，重入春梦。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当代以“解构”精神颠覆传统的后现代主义者，是否真的如小说家高阳所嘲笑的，企图“用一把欧美名牌的钥匙”来开“中国描金箱子上的白铜锁”呢？在批判或否定传统注释学的同时，是否也想到，他们也将会落入那轮回不息的怪圈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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