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了，天经地义就得工作。即使你的身体再难受，领导不会单独给你开小差，工作伙伴也不能因为你拖延进度。当一天和尚就要撞一天钟，来工作一天，做一天的事，赚一天的钱。职场是冰冷的，没有人情与温度，身居高位的更在乎自己的业绩与地位，只有同处底层的人们才会惺惺相惜，互相安慰。我天真地以为，回来工作可能会放松心情，忘记疾病。然而，那是不可能的，外企不是养病的地方，更不是修养身心的场所。
第二天中午，前部门领导就约我开会谈去年的年度绩效评估，我真有点不想参加，觉得不想让她看到我生病的形象。可是这个评估无论好坏，总得需要本人认可的，很透明公开并且民主，这是跨国公司对职员绩效管理最突出的优点，它既不是领导拍脑门定，也不是靠印象分。我自然没有什么借口。每年年初，由个人和领导共同制定绩效计划，年底评估，我的绩效评估已经推迟了几个月了。领导给我的评定挺高的，的确我去年也是这么做的，我挺满意的。这关系到今年五月份的涨薪及绩效奖，可现在我却不在意这些，一切都无所谓了。
结束了会议，我和前同事一起去食堂吃饭，小艳（之前因为化学气体而躲藏到文件柜的姑娘）说她最近身体不好，前段时间颈椎病、发烧，也出现了过敏，免疫力下降。饭后我们一起返回了他们的办公室，小韩（另一个和我同期入驻项目的同事）上楼显得比我还吃力，很累的样子。我又走进了曾经的办公室，忽然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虽然近期我总是上不来气，呼吸困难，可是这一次如此强烈。整个办公室像是密不透风的真空罐，阴森与恐怖将我包围，我不得不迅速离开。
我像个逃兵一样离开曾经的办公楼，担心遇见熟悉的同事打听我的病情，担心我无法掩饰的紧张，担心说不出话，担心忍不住的眼泪暴露我的脆弱，颠覆他们心中我的坚强……
回到现在的办公室，心里酸酸的。这时，领导走进了我座位后面的小会议室，打起了电话，起初我没在意，以为她在开电话会议呢。大概她并不知道开了免提，忽然间听到了我的名字，我下意识地不得不听下去，她正给人事经理通话，刚开了个头。已有其他同事听出不妙，及时敲门提醒了她，随后她挂了电话去了另外的会议室。可能是最近太敏感了，忽然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说不清楚为什么。半个多小时后，她回来走到我的身边，解释了一下刚刚的电话。我理解她的意思，想从人事那里要人，之前我已明确提出很多次了呀！我再次申明我的观点：尽早安排人手。四月份去北京检查，我自己也预料不到我的情况，也不想占着这个职位。
就这样，我上着班，承受着办公室里的那份凝重。屋里黑夜般的安静让我每次喝水都忍不住呛咳，越是这样我越紧张，敲打键盘的手失去了往昔的灵活飞快，而变得僵硬艰涩。只要桌上的电话铃响起，我就呼吸困难，接电话时说话更是艰难，舌头好像总是不听话。一种疲惫与劳累不断冲击着我的大脑，我努力地坚持着，完成自己的承诺。总不能说要来上班，像儿戏一样两三天就打退堂鼓吧。每天处理着那些落下的作业，多做一点心里就轻松点、安稳点。
这段时间，领导除了工作之外，也一直忙于和人事部的周旋中。也许是因为没有资源，也许是因为我在岗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但我处在其中，左右为难。为此我还应她的要求复印病历，甚至写过病情介绍等的邮件，这些涉及到隐私的资料，为什么给你？再说，相关的病历我已提交到公司医务室了。有几次，快下班时，她在办公室给人事部打电话交涉，而每一次必然要说到我，谈及我的状态和表现，几乎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能听到。这让我十分难堪，我不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情况，我如坐针毡，很烦，无奈又无助，觉得颜面扫地。不得已只好走出办公室，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当我们健康的时候，努力工作，默默奉献。然而有一天，生病了，公司能为你买单吗？你的存在占用着一个编制，影响着一些人的业绩，影响着一个团队。为什么在这个冷酷的职场，只有利益？那一刻，我的心很痛，我也决定选择离开。本想寻求温暖却遭遇了冰霜，本想找回美好回忆却变成心痛，本想忘却疾病却如征战沙场，我一败涂地。
第二天，我做了最后的交接，因为没有继任，只能交给领导。电脑里的文件、工作安排以及邮件等等无一遗漏，连我的个人资料，甚至在文件柜里的位置……这是我最后的职责，虽然可以敷衍，但我没那么做，这样我才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黯然离去。那时候虽然也曾幻想说不定是误诊，但我并不想再回去，就这样我的职业生涯遗憾地画上了句号，我甚至丢掉了最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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