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三三：“修辞立诚”的妙要

《传习录》二三三：“修辞立诚”的妙要

门人作文送友行，问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费思，作了后又一二日常记在怀。”

曰：“文字思索亦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则未可也。”

又作诗送人。先生看诗毕，谓曰：“凡作文字要随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了，亦非‘修辞立诚’矣。”

何谓“修辞立诚”，表面意思为修饰言辞应以诚心为本。出自《周易·乾卦·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在这里，孔子将文辞言行的宗旨定位为示立其诚，认为唯有如此，一个人进德修业才算是有了根本与抓手。文辞言行的宗旨既然是示立其诚，其可贵之处便是“示诚存义”——既不失时机地表达了内心的真诚，又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天理道义。电影《第二十条》中主审检察官有一句经典台词：“什么是法律？是天理，是国法，是人情，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这大概便是“示诚存义”的真切体现了。孔子进一步道出“示诚存义”的关键——“知至至之”与“知终终之”，也就是在需要“示诚”的时机到来之时把握时机、全力进取，因明了事情发展的终局而适应之以及时止步。简而言之就是“知终知始”。《大学》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就是这个意思。

有个门人写文章为朋友送行，他问先生：“写文章不免要花费心思，而且写完之后的一两天还不免会记挂在心上。”

先生说：“花费心思写文章思索文辞没有害处。但写完了之后还常记挂在心上，就是被这文章所牵累了，在心里凭空存了一件不合宜的事情，这样以来便不合适了。”

又见作诗送人。先生看了诗之后说：“凡是作诗写文章要根据自己的才识大小因势而为，如果牵强堆砌太多，也就不是‘修辞立诚’了，文辞言行的修饰不能脱离本心。”

归结来看，“修辞立诚”的妙要有三，一是不能忘了“立诚”的修辞宗旨，文辞言行不能脱离了这个宗旨；二是要“知至至之”，也就是在该当用合适的文辞言行表达内心之诚时能把握时机、全力以赴；三是要“知终终之”，也就是在依据事物发展的规律，以终局思维在该当结束的时候恰到好处地终结文辞言行的表达。

黄以方之所以记录这两则与文辞言行有关的事例，其实就是在阐发王阳明关于“修辞立诚”的观点。

“作文送友行”的门人，之所以会对所作之文“长记在怀”，不过是因为对所作之文太过着意而已。之所以会对所作之文太过着意，无外乎“示诚”不及又或者“示诚”太过。而对于“示诚”不及或者太过的觉察，实际上恰是人的良知灵明在起作用。诚与不诚，内心之诚被表达的程度是“不及”还是“太过”，尽管难以为外人所觉察，却是一丝一毫也逃不过良知灵明的。“长记在怀”便是最直接的体现，合不合适、恰不恰当，只有自己知道。

人与人之间的文辞言行往来，是有许多机锋的，多一分太过，少一分不及，错过了就是错过。许多人都有过事情过后复盘的经历，不断地在复盘时懊悔于当时我要是如何如何就好了，其实说到底，就是机锋的错失，就是孔子所讲的“知至至之，可与几也”。是不是能抓住机会，在机锋面前不留遗憾，说到底还是一个人的“诚意”功夫在起作用。这个功夫无他，只是本着“示诚”的宗旨，不断地“去人欲，存天理”而已。

关于机锋机会，有两个要点：一是“机锋机会”是可以创造的；比如，我们在促成一对年轻人姻缘时，会自然而然地说“多为他们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此时所讲的机会，便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时间、空间。换言之，没有时间、空间便没有机会，而有些时间、空间是可以人为创造出来的。二是可以把握的“机锋机会”多是自己创造的。谁最能把握某一特定时间、空间内的机会？无疑是这一特定时间、空间的创造者。许多时候，我们无法成相应时间、空间的创造者，但我们可以清晰地预判这一时间、空间的本末终始，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接近于这个“创造者”的，毕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说到底就是恰到好处地把握时间、空间中的本、末、终、始。

“修辞立诚”的妙要无他，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