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纪录片《美国梦的安魂曲》访谈文字原稿呈现。本书是对诺姆.乔姆斯基长达四年之久的访谈记录。作为当代最深刻、最富有现实关怀与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乔姆斯基对美国社会的演变有着深刻的观察与洞见。他认为“不平等”已成为当下美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财富与权力不断集中于极少数人之手；人们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中产阶级最终将走向灭亡，美国不再有梦。他在书中披露了美国政府及巨富商贾控制社会财富和权力的10种手段，直击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结构性冲突。
乔姆斯基解构美国梦终结的10个观点——《财富与权力》
诺姆·乔姆斯基，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他的《生成语法》被公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领域最伟大的贡献。乔姆斯基被公认为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政论家，是当代反西方霸权主义的泰斗，被誉为“最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一直受到西方政治界和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他的著作在西方知识精英群体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和支持者。
什么是最好的时代？
在乔姆斯基看来，那就是努力就有收获，不论何时何地，人们心中始终充满“定能共克时艰”之感，满怀“世事皆能向好”的期待。但这种故事在美国已无法复制，他认为，今天美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还不如欧洲。阶级流动性一直是美国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就是：你可能生来贫穷，但通过努力工作，就能够变得富有。
财富与权力：一个恶性循环
财富的集中滋生权力的集中，选举早已成为烧钱游戏，各党对大型企业集团的钱包趋之若鹜。正所谓投桃报李，政治上的权力很快转化为对大型企业有利的立法过程，进一步加剧了财富集中程度。这种“恶性循环”已然形成并且正在不断发展。
请注意，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逻辑对不对？财富集中滋生权力集中？还是财富与权力本就是各有所需？还有，不管是党派里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并非铁饼一块；所谓的大型企业，其实也是一种想象，企业与企业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本身就有不同冲突，也许，可以想像企业之间竞争就像神仙打架不管百姓死活，但要说所有企业联合起来收拾普通人，你得想想。
1.削弱民主权力
乔姆斯基说，纵观美国历史，会发现一种持续不断的冲突与张力：一方面，是底层民众为获得更多自由与民主而施加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则是上层社会为维持其精英掌控与统治而进行的努力。这种冲突自建国伊始就存在。如今，精英们在削减民主权力的路上大步向前。乔姆斯基主张要把权力还给大众。
这其实并非美国如此，整个人类政治史就有这种冲突，到底是少数人说了算？还是多数人说了算？乔姆斯基明显支持后者。但是，前者可能搞出独裁，后者则是多数人的暴政。这个两难问题，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多少智慧的头脑为此苦苦索求。我知道，亚里士多德肯定不同意乔姆斯基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既不要贵族制，也不要平民制，他认为应该混合两者的优点，共和制才是最好的制度。
2.塑造意识形态
20世纪70年代，《鲍威尔备忘录》呼吁商业界利用其控制的资源击退民主化浪潮。权贵阶层担心“过剩的民主”正在滋生，希望建立起更好的灌输教化体系来控制舆论，促使民众退回到消极状态中去，只留下 “合时宜、识时务”的人。《鲍威尔备忘录》指出：在美国，受迫害最严重的就是资产阶级。那些老板们、富人们，经历着彻头彻尾的迫害。世道正被癫狂的左派分子所控制，还有新闻媒体、大学校园。但是我们（商业界）有钱，完全可以任性地反击，当务之急就是利用经济力量来拯救鲍威尔口中所谓的“自由世界”——夺回本应属于我们的权力。
3.重塑经济模式
经济金融化和离岸外包是造成财富和权力集中这一恶性循环的主要诱因。
如今，美国制造业领域内的失业率几乎与大萧条时期持平，工人在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大环境下更容易被控制，这也是格林斯潘解释的他掌管下美国经济运行顺利的原因之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权力精英们不断提高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地位。截至2007年——就是距今最近的那一场金融危机之前，金融机构的公司利润率高达40%。金融地位显著提升，国内制造业地位则明显下降。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的金融化现象。同时，伴随这种现象产生的还有生产的离岸外包现象，将生产转移到那些拥有廉价劳动力、没有严格的环境要求的地区，才能实现财富集团自身利益最大化。
从这一条可见乔姆斯基是极力反对经济学上很硬的比较优势原理的，但美国人这些年可是实打实享受了廉价商品这个福利。
4.转移税负负担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更早的那段经济腾飞时期，富人被课以重税。如今修订后的税收制度使富人缴税少了，而相应的，加重了劳苦大众的税负。如今税收制度的变化趋向于只依据工资收入和消费支出来收税——也就是人人都得缴税——而不是依据红利等只有富人独有的收入来收税。
富人们说，“税制变化带来了投资额的增长和工作岗位的增加”。乔姆斯基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希望投资额增长，就该把钱分给穷人或劳动人民，让他们去消费。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必须把赚来的钱都花出去。这样一来，就能刺激生产、刺激投资，进而带来就业率上升等等。
我认为，这里也有一个度的问题，给多少钱才能不打消人的积极性，高福利很可能养一批懒人。如今美国出现很多黑人单亲家庭，恰是因为女性不需要男性，因为单亲能领到更多补助。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对孩子教育好不好？
5.破坏社会团结
社会保障制度基于团结互助这样一个基本原则，而团结的定义就是关爱他人。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也就意味着：“我支付了工资税，于是城市另一端的某位鳏寡孤独之人能得到救济以保障其基本生存权。”大量民众正是以这种方式求得生存。这种制度显然对于巨富阶层毫无用处，因此他们集中力量试图将其废除，尝试之一就是撤销拨款。想要废除某种制度首先要做的就是撤销拨款，该制度会随之自然失效。然后，民众就会怒不可遏，转而去寻求其他解决方案。而不团结的大多数，始终是少数派乐见的。
6.掌控监管体系
乔姆斯基以罗伯特·鲁宾为例。他帮助花旗集团兼并了一家大型保险公司，赚了一大笔钱，集团却面临倒闭。他卷走自己应得的巨款，出任奥巴马的首席顾问，接着政府出手救市，帮助花旗集团脱离困境。
参议员、众议员、政府顾问们，从政府部门离开后进入工商界（如今主要是金融界）——理论上讲，都是他们曾经监管的对象。因此，即便是从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看，发生“规制俘虏”现象也不足为奇。工商界遍布着他们的老熟人和合作伙伴，工商界才是他们真正的心之所属。因此，在政商两界自由出入，也就意味着他们与这些领域都有着密切的互动往来——这也就是“旋转门”现象的一个侧面。你起初是监管者，之后变身为政治说客，而以说客的身份和立场，必然希望去控制相关立法进程。
7.操控选举活动
政治学家托马斯·弗格森有一套“政治投资理论”：对政治体制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是企业与投资者，而不是普通选民。
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并非只是为了让候选人进入政治舞台，当你花钱资助一位候选人时，其实买下的是一条通道。每一个资助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候选人自然会给你留出特许通道，因为他们希望能继续得到资金支持。而当候选人赢得选举，特许通道就意味着你的企业律师能直接找到立法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法律条文的编纂者。他们往往连法案中有些什么内容都不清楚，企业律师用未经证实的数据、所谓的论据以及大量的资料把实际执笔的工作人员砸晕，从而基本上使自己成为制订法律的人。因此，政府所谓的政策更像是由企业的说客和律师们写出来的，正是因为他们资助了选举，获得了特许通道。
我还是觉得乔姆斯基把维度看得单一了一点，并不是仅有富人这一个维度，比如美国各种工会的力量是很强的。
8.驯服底层劳工
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既有罢工运动风生水起，又有静坐示威活动，令工厂主们惊慌失措。后来，商业界开始研究出一种当时所谓的破坏罢工的科学方法。既然暴力已然无法解决罢工问题，不如采取一些更加复杂而精妙的办法来削弱工人运动的能量。
使民众对政府产生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就是一个好办法。一方面，诱导民众，对理应是潜在民意工具的政府心怀憎恨及恐惧，而私营企业却置身事外，从而滋生出某种形式的暴政。另一方面，因为私营经济在各方面都极其依赖政府的支持，民众又必须支持政府。
这倒是个办法，在富人和权贵阶层看来，政府的权力越小，民众与政府的隔阂越深，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9.制造虚幻共识
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在《政府理论的基础》中指出：在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处于何种政治体制——封建制、军国主义或者其他类型——“权力总是在被统治阶级手中”。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就完全可以夺取政权。但只要他们感觉到自己是没有权力的，那么有权势者就能继续统治。而一旦被统治的人们开始了解自己实际上是拥有权力的，专制独裁类型的政府就会瓦解。这也正是当今公共关系行业的势力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
如何让民众感觉不到自己有权力呢？人为制造“消费需求”，把社会变成消费社会，使民众认为“伸手可及的所有东西”都是生活中的必需，他们就会受困于消费者的身份中。在商业报刊上，经常谈及引导民众去追逐生活中肤浅玩意儿的必要性，比如“时尚消费”，这样一来就能使民众无暇烦扰、掌权者也就落得清净。
在乔姆斯基看来，怂恿女性吸烟就是精心策划的结果。曾经，女性不怎么吸烟，但他们说服女性，吸烟是一件我们今天语境中很“酷”的事情，抑或是合乎体统、合乎时宜的事，是一位思想解放的模范新女性会做的事等，不一而足。
10.架空全体民众
杰出的政治家马丁吉伦斯研究发现：政策与公众态度是不相关的，而与商业利益密切相关。他还在其他研究中表明，总人口中约70%的人对政策没有丝毫影响力——在美国是这样，在其他国家恐怕也是如此。当收入及财富水平不断增长，你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也随之增长，而富人们则基本上能得到一切自己想要的东西。
乔姆斯基特别提到了唐纳德·特朗普。
多年来，我一直用文章和讲演向公众宣扬这样一种危险——一种由诚实而有魅力的思想家的崛起带给美国的危险。这种人充分利用公众的恐惧与愤怒，并将这种原本指向社会痼疾背后实际原因的情绪转移到弱势群体头上。多年来，这种危险一直真实地存在着，而由于特朗普所释放的能量，所导致的危险程度更为严重，即使他本人根本不符合所谓“诚实的思想家”这样的头衔。他除了会说“我”和“我的朋友们”之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体系。
特朗普在那些什么都恨的人中赢得了巨大支持，每次当他发表恶毒的评价——无论针对什么人——他的支持率就会上升。这是一种完全基于仇恨与恐惧而生的局面，我们所见到的现象就是“普遍的愤怒”。这群人中大部分是白种人、都是工人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他们被弃若敝履。他们经历了一个停滞和衰落的时代，一个民主功能衰退的年代，甚至连亲手选出来的议员都几乎不怎么反映这一群体自身的利益与诉求。他们手中的一切都被剥夺了，自己身上完全看不到经济增长，那只是别人的事情。所有各类机构似乎都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而他们也对各种机构极为蔑视，尤其是国会。他们担心会失去自己的国家——因为某些“不知是谁的人”会将国家从自己手中夺走。这种把更为脆弱与深受压迫的人群当作替罪羊的做法，这种以为自己被“自由派精英”所宠溺的幻觉，经常伴随着苦涩的结局，这一切都再熟悉不过。
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曾在2008年也支持过奥巴马，当他们刚刚幡然醒悟，就马上又被另一个骗子诱惑，相信其提出的另一个版本的“希望与改变”。显然，当这种意象幻灭，必将导致丑陋的反应。但如果真能实施一个实际而富有意义的项目，以此真正地激发起民众的希望、郑重承诺并实际带来急需的改变，那样的结果将会令人满怀希望。遗憾的是，我们的现实做法却是：针对所有事物的普遍愤怒。
虽然前面每一节有些个人看法，但忍不住还想说几个问题：
第一，作为一名顶级学者，一名语言学家，应该有过很多跨种群研究，但为什么在具体问题上，乔姆斯基又有如此明显的“内群体”偏袒效应呢？比如，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他认为不妥。边界意识太强，国家至上主义，这不像他那个群体的调性。
第二，作为一名顶级学者，他应该知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的一个观点：“弱者常常渴求平等和正义，强者对于这些无所顾虑。”对公平或平均化的关注，在任何时代都是普通人的特质，正如“无所顾虑”在任何时代都是强者的特质。我不是提倡波德莱尔、王尔德、劳伦斯之类视浮浅为恶，认为民间疾苦不值得同情。我的意思是，不平等是常态，最佳状态是公平的不平等。而美国当下不公平的不平等，不能简单归结于某一个维度。
第三，作为一名顶级学者，不能不知道，走极端始终是不对的，简单化也是不对的，在他的思维框架里，民众与精英成了决然的对立面，就像两个势不两立的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肯定不对，尽管有很多书讲民众是一盘散沙，是一群乌合之众，但精英也不是成天在别墅谋划如何收拾民众，精英也是人，精英更怕的是精英。一个不太形象的比方就是，贝索斯怕马云甚于普通人，反之亦然。
第四，作为一名顶级学者，乔姆斯基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有些像一本书的书名——为什么聪明人也会做蠢事。琢磨这个问题，是一件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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