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性,一个西方式的哲学问题。对于西方世界有重大意义,而对东方人,在理解上却有着文化的困难和隔阂。这是西方人的心灵体验,被他们自己称为“现代性体验”,东方人要进行这样的体验,就必须让自己变得现代一些,西方一些。
这个问题不是人类固有的。在古希腊时代前,各地方人类的思想相似度很高,进行思考的目的也类似,就是为了获得正确的行为。但是古希腊人,具体的说是苏格拉底,他发明了一种理性的思考方式。理性思考的目的不再是正确的行为,而是为了产生绝对正确的思想——科学理论。这抽象的思考方式,最终使得现代科学在西方建立起来。
与人类古代形成的思考模式相比,这种思考方式超越了思维本来的习惯领域,把理性同其他精神活动区别开来,成为了思想史上最惊人的一跃。为了这一跃,古希腊哲学家付出了巨大代价,苏格拉底就是因为动摇了神祗是最高智慧的代表这一习惯信条,而被希腊人处死了。
从那时起,理性与人原本的部分形成对立,或者说原本的非理性部分被压制,变得无足轻重了,这种对立就形成了同一性问题。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他认为人是印记动物,他承认我们有非理性的部分,但他认为理性才是我们的印记,是西方人的标志。理性创造了机器;创造了制度;创造了医学、社会保障......创造了一切。在一战前,技术的狂热在西方达到了顶峰。理性主义似乎阻断了人们向内看的途径,只支持向外扩张,征服自然界的愿望。尼采在疯癫前做出了预言,他预言理性的最高形式将是强力意志,强力,更强力......这个预言成为了现实,在理性横行的时代,西方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只知道扩张的怪物。在西方传说中,有一种吞噬自己的蛇,理性正像这无法停止的锁链,碾压着整个欧洲,使得整个欧洲变成了艾略特笔下的“荒原”。在极权主义的笼罩下,西方人意识到,尼采是对的,一旦理性变为强力意志,那么,只有更强力的意志,才能满足理性无休无止的吞食欲望。在生活里,当我们用理性思考时,无异于在用鞭子催促自己,最终,思考会变成一种鞭策,多么堕落,所以马丁.路德才会咒骂说“理性,这个婊子”。理性越强大,制度越强大,人就会被当作理性、制度、机器里的一份子,人的异化与同一性危机就越严重。对理性世界、极权主义的警惕,成为了西方的主流。东方人总觉得存在主义思潮是战后“一种颓废的情绪”,是西方精神衰落的标志,但西方人为摆脱同一性危机所做出的努力,是西方人(或欧洲人)的精神财富,是极为深刻的一幕,也是现代思想史上最为惊人的现象之一。
理性、永恒的真理、明晰的思想,似乎让西方人迷失了。很奇怪,得到理性的人并没有因此看清自己。正相反,理性的光芒让他们看不见原有的那些黑暗中的人性,变得单纯、简单。这有点像西晋时代的中国人。几百年的战乱,伴随着大量人口死亡,人们再也无法相信这世界还很美好,明天就会有希望到来。巨大的苦难、饥饿、死亡的威胁,使他们无法遏制地想要向内看,看清自己。当具有实证主义思想的儒家无法满足这种需要时,他们转向了佛教,在事物是虚无的安慰中,获得真正的内省。
从中世纪,欧洲一批思想家开始思考自我的价值,向内看,而不是去教会颁行的著作里,在理性口号里寻求答案。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传统抛弃了希腊式的理性主义,建立在一批思想家的体验之上。与阿奎那那希腊式的基督教相比,新教更温和,更注重内心的建设。
它起源于希伯来-圣经文化。圣经文化与希腊文化截然不同。在圣经里,没有精力充沛的哲学家,没有实证主义的智者,只有奋不顾身的信仰者。“不追求来世,那我信仰上帝干嘛?”这代表了世俗人对宗教的看法,就像很多中国人信佛是为了来世一样。但圣经中的人,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不惧怕死亡,并把“永恒”看作可有可无甚至是可疑的东西。罪孽在他们的头脑里,是人的有限性的另一种象征——值得永恒吗?他们与他们的上帝之间不是谈判,你给我永生,我给你信仰。但他们全身心地投身于这种生活之中,献身于信仰、家庭、子孙,毫不怀疑。
为什么?
假如你有一点点不理解这些人,那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怪诞,不是他们的原因。问题不在于他们,而在于你,由于你的错,由于你的思考方式被理性浸染过了,你一定是个经过理性飞跃的人,是个受过科学教育的人。而你从前曾是那样的人。当我们想不通一件事时,或恨自己的语言贫乏,或恨自己的思考不够到位,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很多事情,不应该去解释,去发现其中的逻辑-语言线索。正相反,人的非理性太丰富了,太深刻了,理性反而显得那么单纯,无法完整把握它。在理性语言下,信仰是绝对矛盾的。但它本身是不矛盾的,只是希腊式的理性出现以后,就变得矛盾了,在理性思维出现以后,变得矛盾了。就像尼采在对古希腊悲剧的考察中所展示的,在古希腊,日神崇拜与酒神崇拜是不矛盾的,只是理性出现之后,日神崇拜击败了酒神崇拜。它只与理性矛盾,但与本真的人性不矛盾。比如耶稣死而复活,是矛盾的,但对圣经时代的人来说,这种矛盾并不存在,而不是他们缺乏感觉。比如我有一个茶缸,它很破旧了,但因为是长辈留下来的,我就觉得它非常有价值。它在我心里是不矛盾的。只有别人问起,当我决定用理性的语言去解释时,它才是矛盾的,所以它的矛盾来源于理性中的矛盾律,而不在于我。新教学者就从非理性中站立起来,他们不再像阿奎那那样,以希腊的理性来调和,解释,合理化信仰,而是直接反对理性主义。不再将信仰屈从于理性之下,指望理性的指导之,他们会直面内心的矛盾,并认为绝对矛盾才能证明自己的信仰是没错的,比如“上帝是不可能存在的?很好,这正说明我的信仰是真的。”的确,正像哲学家所复原的,在理性出现之前,爱、信仰,本是不需要理由去解释的,它就是人性本身,生活本身。理性、逻辑、语言、科学,才是造成混乱的根源。新教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你可以理解我,但你用理性是无法理解我的,也无法理解信仰的,这在康德那里,被表现为“理性永远无法理解存在。”这种希伯来-圣经-新教知识与理性告诉我们的知识完全不同,它是不能用语言描述出来的,它是关于生活本身的知识。就像克尔凯廓尔呼吁的,要在生活里理解他的哲学,否则等于他什么都没说。
同样,假如没有苏格拉底所发明的希腊式的永恒的智慧,那么死亡就是可以接受的。被否定的痛苦,时刻贯穿于我们(西方人)的历史中,死亡就是被否定-存在过。但存在过,又是人生来具有的东西,是无法被剥夺的,哪怕是在苦难,和理性的异化之中。萨特曾经描述过他在敌后进行游击战时的状态,他和反抗军的战士每天都要面临死亡,压制,管制等等。但正因为此,与那些安逸的人相比,他们的生命显得更有价值,更自由,死亡凸显了生命的价值,“向死而生”——海德格尔为人的完整性勾勒了最后一笔,总结了希伯来文化的精髓,也是新教文化最终的结果。站立在属于自己的大地上,就可以抵御死亡的阴影,这自由才有价值。这样,西方人用自己的文化,解决了一个心理上的重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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