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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测揭示川崎病治疗前后免疫组成变化

单测揭示川崎病治疗前后免疫组成变化

作者: 生信宝库 | 来源:发表于2022-11-20 09:12 被阅读0次

前言

Immugent今天给大家解读一篇去年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的文章,题目为: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 of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from acute Kawasaki disease patients的文章。文中对急性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患者治疗前后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进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发现单核细胞是促炎介质的主要来源,可能是PBMC的治疗靶点。并且作者揭示了治疗前后B/T细胞的比例变化,并对克隆扩增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为KD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提供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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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啥要选这篇文章进解读呢?理由有以下几点:1.这篇文章思路简单,主题是某种药物治疗前后的单细胞图谱变化,大家可以抄作业;2.文章分析过程很简单明了,而且数据都已经上传,相关领域的小伙伴可以使用它的数据;3.文章设计非常适用于罕见病的套路,大家可以参考这篇文章用于自己研究的罕见病中。

好啦,废话不多说了,下面开始解读~~


主要内容

研究背景

川崎病(KD)是一种可导致冠状动脉病变(CALs)的儿童期急性、全身性发热性疾病和血管炎。这种疾病主要影响5岁以下的儿童,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儿童获得性心脏病的最常见原因。KD的病因仍不明确,诊断仍取决于主要的临床特征,包括发热、皮疹、结膜炎、口腔黏膜和四肢变化以及颈部淋巴结病变。由于KD的体征和症状类似于其他儿童发热性疾病,及时诊断KD仍然具有挑战性。发热后前10天内给予大剂量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是KD的标准治疗,可显著降低CAL率。但IVIG治疗KD的机制尚不清楚。大约10%-20%的KD患者对IVIG耐药,发生CAL的风险增加。最近,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流行期间报道了一种新的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征(MIS-C)。尽管MIS-C和KD之间具有不同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但两种疾病均存在持续发热和常见的皮肤粘膜表现。因此,在研究调查中迫切需要区分MIS-C和KD。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已确定了一些有关KD的易感基因,包括ITPKC、CASP3、FCGR2A、CD40、MHCⅡ类在内的许多易感基因与免疫功能有关。尽管如此,50多年来,引发疾病的病原体仍存在广泛争议。各种病原体已被提出作为触发因素包括超抗原毒素、EB病毒、冠状病毒和逆转录病毒,但均未得到后续研究的证实。尽管病因尚不确定,但免疫系统的激活为其发病机制提供了重要证据。KD急性期血浆促炎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TNF)、白细胞介素(IL)-1β、干扰素(IFN)-γ水平升高。包括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在内的固有免疫细胞在外周血中升高,并在疾病早期在动脉壁中发现。外周血淋巴细胞的激活似乎也是KD发生的原因,尽管它们的作用仍存在争议。此外,抗原特异性IgA浆细胞和CD8 + T细胞浸润炎症组织,意味着对通过呼吸道进入的细胞内病原体的免疫应答。

研究结果

结果(一):研究人员收集了7例急性KD患者来源的14份新鲜外周血标本(P1-P7),对于每例患者,在IVIG治疗前发热发作后第5天采集首次血样。第2份样本在完成IVIG治疗和退热后24 h获得。然后使用10×Genomics平台对从样本中分离的PBMC进行scRNA-seq。通过QC的检测细胞总数为84986个,其中IVIG治疗前患者的34073个细胞,治疗后的36225个细胞,健康对照的14688个细胞。作者还基于scRNA-seq文库进行了单细胞B细胞受体测序(scBCR-seq)和单细胞T细胞受体测序(scTCR-seq)。

作者使用Seurat进行细胞聚类分析,并使用SingleR进行细胞注释,发现scRNA-seq可以很好地捕获组成PBMC的主要细胞类型,包括T细胞(CD3D、CD3E、CD3G,60.00%)、CD4 + T细胞(CD4,36.94%)、CD8 + T细胞(CD8A、CD8B,18.53%)、自然杀伤(NK)细胞(NCAM1或CD56、KLRB1、NKG7,5.44%)、B细胞(CD19、MS4A1或CD20、CD38,22.27%)、单核细胞(CD14、CD68, FCGR3A或CD16,9.60%)、髓样树突状细胞(mDC)(CD1C,0.26%)、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DC)(LILRA4,0.18%)和造血干祖细胞(HSPCs)(CD34,0.12%)。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治疗前KD患者显示单核细胞和B细胞百分比增加,而T细胞和NK细胞百分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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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二):作者在个体水平上比较了IVIG治疗前后KD患者以及健康对照者每种免疫细胞类型的百分比(图2a)。scRNA-seq数据表明,与治疗后相比,治疗前KD患者的B细胞百分比增加(P = 0.02),CD4 + T细胞百分比降低(P = 0.01)(图2a)。此外,与健康对照组相比,KD患者治疗前B细胞百分比显著增加,治疗后迅速恢复正常(图2b)。scRNA-seq数据也显示KD患者CD8 + T细胞百分比低于健康对照组,这也与之前的报告和流式细胞术结果一致。在急性KD中有报道NK细胞减少,在单细胞数据中可以观察到NK细胞相似的趋势,但由于scRNA-seq的样本量较小,缺乏统计学显著性(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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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三):然后作者开始解析每种细胞类型的异质性。IVIG治疗后,患者的CD16 + 单核细胞百分比显著降低,未发现治疗前KD患者与健康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图3a)。在所有PBMC群体中,最多的DEG(FDR < 0.05)来自单核细胞,通过GO分析发现它们显著富集了S100蛋白、免疫球蛋白受体、细胞因子受体、补体和受体以及MHC II类受体(FDR < 0.05,图3b)。S100A8、S100A9和S100A12主要由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表达,它们在一系列疾病中发挥促炎功能。与治疗后和健康对照相比,这些基因在治疗前显著过表达(图3b)。同样,大多数编码免疫球蛋白受体的DEG在治疗前KD患者中过表达,包括FCGR3A、FCGR3B、FCGR2A、FCGR2B、FCGR1B和FCEG1G(图3b)。作者发现大多数补体和受体的DEG在治疗前上调,包括C1QA、C1QB、C1QC、C2、CFD、C3AR1和C5AR1(图3b)。相反,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无论接受何种治疗,KD患者中编码MHC II类受体的大多数DEG均下调,包括HLA-DQA1、HLA-DQB1、HLA-DRA、HLA-DPB1、HLA-DMA、HLA-DMB和HLA-DOA(图3b)。编码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受体的DEGs的表达模式更多样。虽然其中一些在治疗前患者中过表达,包括IFNAR2、IFNGR2、IL3RA、IL10RB和CX3CR1,但其他一些在治疗后患者或健康对照中过表达,包括IL7R、IL13RA1、IL6ST和CXCR3(图3b)。

由于高细胞因子血症是KD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此作者对细胞因子进行研究发现,IL1B和TNF主要在PBMC的单核细胞中表达,并在治疗前KD患者中上调(图3d)。除S100基因外,单核细胞也是表达CCL2、CXCL10、CXCL8、HGF、IL15、IL18、RETN和TNFRSF1B的主要来源(图3c)。尽管并非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不同条件下检测为DEGs,但随着单核细胞丰度的增加,预期治疗前KD患者中细胞因子的总量会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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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四):在不同的B细胞亚群中,包括幼稚B细胞(MS4A1、TCL1A,62.73%)、记忆B细胞(MS4A1、CD27、IGHA1、IGHG1,17.27%)、浆细胞(CD27、CD38、IGHA1、IGHG1,6.24%)和介于幼稚细胞和记忆细胞之间的细胞(13.77%)。IVIG治疗后,总B细胞中浆细胞比例较治疗前增加。

尽管B细胞在所有PBMC细胞群中的DEGs最少,但DEGs富集在几个有趣的功能类别中,包括细胞周期过程、干扰素信号通路和S100基因(图4c)。与治疗后患者相比,治疗前KD患者中许多与细胞周期正相关的DEGs上调,如CCND2、RRM2、CENPM、NME1、CKS1B和MYC,而治疗前患者中抑制细胞周期的DEGs下调,如BTG2和CDKN1B(图4c)。这些表达模式与治疗前B细胞丰度显著增加一致。治疗后多个干扰素应答基因上调,包括IRF1、STAT1、ITGB7、PARP14和CD38(浆细胞表达的细胞活化标志物)(图4c)。与健康对照组相比,KD患者中S100A8、S100A9和S100A12的表达较高,但治疗前后未发现显著性(图4c)。

IVIG治疗后,IGHA和IGHG的百分比显著升高,表明B细胞活化导致免疫球蛋白从IgM/IgD转换为IgG/IgA的同种型转换。除P7外,大多数患者治疗后克隆性BCR(clonal size ≥3)的百分比与治疗前相比显著增加(图4e)。基尼系数测定的BCRs克隆性在治疗后KD患者中也显著高于治疗前患者和健康对照组。值得注意的是,除P7外,在每例治疗后患者中,我们均可观察到显著的寡克隆扩增,其主要为IgA和IgG同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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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五):CD4 + T和CD8 + T细胞均由三个亚群组成(图1):幼稚细胞(CCR7,SELL,70.41%)、中央记忆细胞(CCR7,SELL和S100A4共表达,12.04%)和效应记忆细胞(S100A4,6.54%)。记忆CD8 + T细胞也表达高水平的细胞毒性相关基因(GZMK、GZMB)。此外,还发现了调节性CD4 + T细胞(FOXP3,3.51%)、γδT细胞(TRDC,5.34%)和增殖T细胞(TYMS,2.15%)。虽然没有观察到急性KD期间CD4 + T细胞亚群的显著变化(补充图16),但作者发现幼稚细胞百分比显著增加。与健康对照组相比,KD患者CD8 + t细胞中效应记忆细胞百分比降低,表明效应记忆细胞是PBMC中CD8 + T细胞减少的主要亚群。NK细胞包括两个亚群,CD16-高细胞(FCGR3A,89.83%)和CD56-高细胞(NCAM1,KLRC1,10.17%)。治疗后CD16高NK细胞百分比降低,与CD16 + 单核细胞的趋势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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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4 + 和CD8 + T细胞中的许多DEG具有与免疫应答和能量代谢相关的相似表达模式。虽然其中一些DEGs在治疗前如IFNGR2、ITITM2和SOCS3上调,但其他DEGs在治疗后上调,如STAT1、IRF1、GBP1、GBP4和IL10RA。与B细胞相似,KD患者所有这些淋巴细胞群中S100基因的表达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图5c)。此外,基因集富集分析确定了CD4 + 和CD8 + T细胞中几个标志性基因集的显著协调变化(图5d),相对于治疗后患者和健康对照,治疗前患者中氧化磷酸化和MYC靶标被强烈激活。

根据scTCR-seq数据,发现具有克隆性TCR(clonal size≥3)的T细胞富集了高表达GZMB的效应记忆CD8 + T细胞,表明细胞具有较强的细胞溶解活性。


展望

在这项工作中,作者以单细胞分辨率对急性KD以及治疗缓解后的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进行了分析。发现单核细胞是促炎介质的主要来源,可能是PBMC的治疗靶点。浆细胞和效应记忆CD8 + T细胞也参与KD的发病过程,而在IVIG治疗后B细胞受体(BCRs)和T细胞受体(TCRs)寡克隆扩增,研究结果显示了和KD发病机制相关免疫细胞群的功能变化,和治疗中每种细胞类型特有的整体和动态免疫反应。

好啦,本次分享到这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会~~

[参考文献]

Wang, Z., Xie, L., Ding, G. et al. 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 of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from acute Kawasaki disease patients. Nat Commun 12, 5444 (2021).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1-25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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