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湘学风气的【王文清】

第七章第三节

由理学而经学：转变湘学风气的王文清

李肖聃《湘学略》称：“湖湘学业，光于中世，明清两代，彪炳四王”。所谓“四王”，指王夫之、王文清、王闿运、王先谦，皆卓然为一代鸿儒，在湘学发展史上地位崇高。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高德长寿，著作等身。考其学术，崇朱张，重传统，诂经考史，由理学而经学，在考据中贯通“通经致用”思想，转变学风，实为湖湘学术事业在乾隆盛世的典型代表。

一、生平与著作

王文清（1688—1779），字廷鉴，号九溪，湖南宁乡人。自小聪慧，五岁发蒙，十岁能文。十一岁应考童子试，十三岁考中秀才，学政潘宗洛写诗，大加赞赏，其称：“长沙王生甫成童，食牛之气难为匹。坐前面试再而三，豫章出土岁几七。”（《嘤鸣集》转引自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据民国《宁乡县志·先民传》记载，他是康熙年间岳麓书院山长廖俨最知名的弟子。但后来科场考试颇为不顺，乡试考了三届，会试考了五届，直到雍正二年（1724），三十七岁时才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开始其官宦生涯。六年授九溪卫（今属湖南张家界）学正，训导诸生，成就人才甚众，巡抚赵弘恩曾题赠“官寒望重，师严道尊”八字，以予表彰。他自己也有“盈庭桃李森多树，掩映椿萱映九溪”诗句，颇有自得之意，更自号九溪，以为纪念。九年，升岳州府学教授。乾隆元年（1736），试博学鸿词科报罢，大学士鄂尔泰、朱轼荐充三礼馆纂修官。次年授内阁中书舍人，历宗人府主事兼律吕正义馆纂修官、经史馆校勘官，以博闻强记名称京师，时有“记不明，问文清”之谚。十一年，诸馆书成，吏部议叙第一，考取御史，钦定一等第三名，以父老乞假终养回籍。从此不再入仕，时年五十九岁。

回湘后，王文清以讲学著述，弘扬湘学为乐事。乾隆十三年（1748），应长沙府知府吕肃高之聘，王文清首任岳麓书院山长。上任伊始，他就面临着中兴书院的重任。其时，湖南巡抚杨锡绂欲以城南书院代行岳麓“通省肄业之所”的地位，书院发展受阻，院舍几乎“鞠为茂草”。在任一年多，制订学规，颁示读经、读史之法各六条，勉力训导，“及门多应童子试”，“入泮者凡十余人，后中式者数人，其姓名今犹勒讲堂右壁。于是读书士子争束行李，渡江肄业岳麓。当事亦以师生膏火移归岳麓书院中，而岳麓书院遂从此中兴矣”（《湖南文征·岳麓书院四公德政纪略》）。对此，他后来也颇为自得，曾作诗云：“戊辰逢太守，请我主讲肄。从者八十人，蛟腾云雨施。此地遂中兴，刻石留文字。”（《王文清集·岳麓留别诸子长句》）

王文清首任岳麓书院山长仅一年多，就因父亲王礼华的病逝而告结束。其后，虽“以潜心经学”，得应大学士史贻直、阿克敦，侍郎梅瑴成等人“诏举经学”之举荐，在乾隆十七年（1752）冬曾有短暂入京补官的经历，但主要精力放在读书、讲学、著述上。二十五年，应聘担任宁乡玉潭书院山长，补辑《玉山书院志》，宁乡知县陈善谟赠“风高千古”匾。二十六年，当事聘主长沙城南书院，他以年高未就。乾隆二十九年，以七十六岁高龄再任岳麓书院山长。任期八年，有功于岳麓者，概括起来有两点。第一，接续首任山长订立学规、颁布读书法之举，制订《岳麓书院学箴九首》，完善书院规程，推行其日臻成熟的教育方法与主张，详情将专门讨论，此不赘言。第二，协助巡抚、驿宪等地方当局重修院舍，拓开学圃，蓄禁学山，配备更夫护院防盗，恢复大门旧制以避白虎煞之害，事迹详载其《岳麓书院四公德政纪略》中。以其“亲历其事”，所谓四公德政，亦即山长德政，因而冯开之在《岳麓书院记》中亦盛赞其功，且谓“此固当事之从善如流，抑亦先生之与人为善”（秦薰陶《王九溪先生年谱》）。

乾隆三十七年（1772），王文清八十五岁，以题留期满，坚决辞去岳麓书院山长职务。归家以后，继续以著述、刻书为事。又于老家建铜瓦桥，以便交通；在县城县署旁建通族祠堂，春秋祭祀，以和睦宗亲。四十四年，卒于家，终年九十有二，成为岳麓书院山长中最长寿的人。

王文清诂经考古，著述宏富，计有五十种之多，卷帙近千，远较船山遗书四百馀卷为多。当年刊行者有二十二种，其目如次：

《周礼会要》六卷、《仪礼分节句读》四卷、《考古略》八卷、《考古略补》六卷、《考古原始》六卷、《读古纪略》四卷、《锄经文略》八卷、《锄经余草》十六卷、《锄经续草》四卷、《锄经薤露吟》二卷、《锄经寄生草》一卷、《锄经风烛吟》四卷、《海内嘤鸣集》六卷、《分类三字经》一卷、《天禄拟草赋》二卷、《九溪家训》一卷、《朱子性理吟》一卷、《五代史考证》二十三条、《岳麓书院学约》一卷、《宋儒理学考》一卷、《短篇文稿》和《短篇官稿》若干卷。其中《周礼会要》、《考古原始》、《考古略》、《锄经余草》四书收入《四库全书》存目。另外，还主持纂修乾隆《长沙府志》五十卷、乾隆《宁乡县志》十卷首一卷，辑补《玉山书院志》。

因卷帙浩繁，当年未及刊印者二十八种，其目如次：

《考古源流》六百二十八卷、《典制大文考》一百六十卷、《历代诗汇》五十卷、《周易中肯》八卷、《史事》四卷、《随手杂记》四卷、《三礼图并图说》八卷、《丧服解》十卷、《祭礼解》十卷、《乐制考》十卷、《乐律问对》四卷、《校订五代史》一卷、《日记杂录》二十卷、《寿世丛书》十卷、《姜氏注解三字经》一卷、《随便锉录》八卷、《行己录》十卷、《治生要术》四卷、《古今梓玉》十卷、《诗文话》六卷、《医方小录》八卷、《谚语省心录》四卷、《地理抄录》八卷、《阴符经发微》、《经义文便录》、《文事日记》、《观其录》和《四六偶成》等若干卷。其中《考古源流》一书由陈宏谋录副存于京师。

时至民国，未刊稿化为灰烬，已刊之书鲜有传本，宁乡秦薰陶成《九溪先生著述要目》，收书三十四种，又与九溪六世孙王赓猷等刊印《九溪遗书》。而今其遗作尽入《王文清集》，收入《湖湘文库》，读者可以参考。

二、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王文清两任岳麓书院山长、一任玉潭书院山长，多次出任湘桂两地高官家庭教师，并纂修《玉山书院志》，有长达三十年教书育人的人生经历，门徒众多，“成就者四百余人”，成果丰硕，堪称勋德名师。考其教育思想与实践，主要体现在其《岳麓书院学规》、《读书法》与《岳麓书院学箴》之中。

制定规章，指导读书与教学，是岳麓书院的传统。宋代张栻的《岳麓书院记》只规定岳麓的教育方针，第一个正式学规是《朱子教条》，即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明代则只有“程子四箴”及世宗的《敬一箴》。但这些大多侧重思想修养，很少具体条款规定，词简意赅，富有启发，易于记诵，反映了书院注重“无形规范”的特点。到清代，特别是康乾之世，随着官学化程度的加深，岳麓学规不断增加，对修身养性、为德治学以致日常生活行动之种种规定限制，日臻严密具体。顺治九年（1652），书院刊立“卧碑”于明伦堂。这是一个渗透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条规，是政治的产物，对于发展学术和教育有百害而无一利。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文炤总结自己以往的教学经验，参考《白鹿洞书院揭示》，制订了《岳麓书院学规》八条。乾隆十年（1745），杨锡绂就任湖南巡抚，“就平日揣测所及与所闻于父兄师友者，列为学规教条”规范诸生，又成《岳麓书院学规》四条。十三年，山长王文清制订《岳麓书院学规》十八款及《读经六法》、《读史六法》。二十九年，王文清再度受聘为岳麓书院山长，感到前订规法有缺陷，因而再以四言诗形式作《岳麓书院学箴九首》以为补充。

如果说李、杨二氏所订学规标志着岳麓冲破“卧碑”藩篱，恢复宋明传统的话，那么乾隆十三年（1748）王文清手定《岳麓书院学规》及《读书法》，又反映出它开始受到新的学风影响，走向经史之路了。乾隆年间，朴学之风兴起，王文清受其影响，“淹贯群籍”，熟于经史，官纂修、校勘时就名震京师，时有“记不明，问文清”之谚，可见其功力之深。主持岳麓书院之后，他即订立规法，以其学训勉诸生。学规共十八条，前十条讲忠、孝、庄、俭、和、悌、义等道德规范，后八条则规定了学习内容，涉及课程安排，提出了过笔、争疑、完课、早起等具体要求。此规由学生曹盛朝、吴绍熙等四十七人嵌于讲堂，兹将全文抄录如下：

岳麓书院学规

一、时常省问父母。一、朔望恭谒圣贤。
一、气习各矫偏处。一、举止整齐严肃。
一、服食宜从俭素。一、外事毫不可干。
一、行坐必依齿序。一、痛戒讦短毁长。
一、损友必须拒绝。一、不可闲谈废时。
一、日讲经书三起。一、日看纲目数页。
一、通晓时务物理。一、参读古文诗赋。
一、读书必须过笔。一、会课按刻蚤完。
一、夜读仍戒晏起。一、疑误定要力争。

《读书法》，碑刻题作《王九溪先生手定读书法》，分作《读经六法》、《读史六法》两部分，同治《岳麓续志》并无总标题，而是分别题作《王九溪先生读经六法》、《王九溪先生读史六法》，两相对照，内容完全一致，兹据碑刻移录如下：

王九溪先生手定读书法
读经六法
一、正义。二、通义。
三、余义。四、疑义。
五、异义。六、辨义。
读史六法
一、记事实。二、玩书法。
三、原治乱。四、考时势。
五、论心术。六、取议论。

应该说，读书法是王文清六七十年读书、治学经验的高度概括。以读经而言，十三经乃儒家两千余年裁汰积淀的产物，可谓“万世不变者”，具有神圣性，遵从理解是一般的读经原则。王文清却不然，教诸生从“正义”到“通义”，始得知其然，进而发现余而未尽之义，有所怀疑，提出不同看法，并辩难而形成自己的观点，此则余义→疑义→异义→辨义之逻辑顺序，由知其然而达至知其所以然，并进而跨入认识的自由王国，符合认识论的规律，此其一。其二，更重要的是追求学术自由的精神，敢于怀疑经典，正义、通义之后，犹能余义、疑义、异义、辨义，确立自己的观点，成一家之言，实属难能可贵，当可视作理解岳麓学术，乃至湖湘文化的密码。本此精神，一以贯之，读史之法最终也落实到“取议论”，要有自己对历史的看法，面对治乱时势要有自己的主张。其实，王文清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任玉山书院山长时，还颁示过《读书法九则》，虽然他没有将其移植到岳麓书院，但借此可以了解其一贯主张，谨摘其目如次：读书要专、读书要简、读书要极熟、读书要立志、读书要看书、读书要养精神、读书最要穷经、读书要看史鉴、读书要下笔不俗。

乾隆二十五年（1760），王文清在玉山书院还作有《铭言》九首，用以训导诸生。二十九年，任岳麓山长之后，他将其修改，以《岳麓书院学箴》为题，颁示肄业诸生。

需要指出的是，乾隆年间王文清主讲岳麓、玉山两书院，虽山长身份相同，但书院则有省会、县级的差别，学规、铭言、学箴之间名称的变异、字词的改动、条文的增补删改，表明学规在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书院是可以移植转换的，虽然省级可以影响县级，县级也可以影响省级，并无定制，但学风随山长转移变化则是一个不变的规律。

综上所述，王文清的教育思想，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德为本，德智并育，不徒以制艺相标榜的教学理念。自南宋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说“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就奠定了这种基调。王文清继承传统，加之自己的体悟，将其精神贯穿于日用伦常之中，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色。《岳麓书院学规》十八条，前十条是德育，规定了生徒在道德、品行方面的行为规范，后八条为智育，规定了生徒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但其中也饱含德行的养成。两者合起来，古人称作“进德修业”。“通晓时务物理”，延续湘学的一贯传统，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疑误定要力争”，提倡怀疑和论辩精神，要穷根究底，不能不求甚解。从内容上看，《学箴》是《学规》的扩充与升华，前六首讲德育，后三首讲智育。无论是学规还是学箴，无一字涉及八股文的写作，说明王文清反对把科举考试作为生徒学习的标的，只为科举而学习。王文清在自己的诗词中也多次提及这个问题，如他在《留别岳麓书院诸生六首》中说“帖括消磨几晦暝，可怜刍狗尽伶俜”，指责对帖括时文的沉迷浪费了诸多光阴。

第二，不迷信古人，敢于怀疑的治学精神。王文清是一个学术大家，经史之学造诣尤深。为了给弟子指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和方法，他将自己数十年攀登书山、畅游学海的经验高度概括，形成了十二条《读书法》。如前所述，它已不仅仅限于读书之法，而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原则，体现古代书院敢于怀疑，追求学术自由的精神，包有西方现代大学所谓学术自由、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精神，其教育思想之高瞻，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经世致用的教育准则。经世致用思想源远流长，至宋代，胡安国、胡宏父子将其与理学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学派，“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成为岳麓书院教育理念的主干，也成为岳麓书院传承斯文不坠的精神内核。然明清以来，书院生徒溺于制艺八股的现象十分普遍，而对经世致用之学涉猎有限。王文清对于此种现象十分忧虑，因此上任之初，就把以教育通经世作为自己的教育准则。如《学规》中的“通晓时务物理”，《学箴》中的“礼乐兵农，经天纬地。错节盘根，用无不利”，告诫诸生把知识学习的终极目的归结到“用”，用以治国，用以养民，用以处事，而不止于科举考试。对于科举中式，行将迈入仕途的弟子，王文清更是谆谆教导、殷殷告诫他们要“经世致用”。他在《送岳麓中式诸徒》中写道：“从来读书人，苍生命所寄。我仕未亲民，到老心犹悸。行矣望贤达，好张吾道帜。”希望诸生将所学用于治政养民，并发扬光大。不仅对于诸生，对于自己的儿子，他也希望儿子能认识到“学者尚器识，文艺其次已”（《王文清集·枢儿入泮即事》）的道理。可以说，王文清掌教岳麓九年，使书院“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重新勃发，此后各届山长将这种教育思想一脉相承，奠定了清代岳麓书院鼎盛的基础。

三、由理学转向经学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学”。王文清一生“独治朴学，淹贯群籍”，“以群经教授诸子”，“梯航后进”，使岳麓学风由理学而趋于经学。考其学术事业，既能看到这时代的“主潮”，又可看到“支流”。

王文清治学、授徒之崇理学而守朱张，已如前述，实属承绪守成，传统使然，“知其得力于宋学者深也”，虽可视作特色，但其最大的成就与贡献则在经学，并由此而转变湘省士习与学风。诚如前人所称：“明清之际，工诗文者稍有传人，而专精经术者绝少……王先生九溪，独治朴学，淹贯群籍，卓然为一代鸿儒。晚年主讲岳麓书院，以群经教授诸子，阐发先儒性道心传，梯航后进不少，吾湘学蔀为之一开。如是大湖南北，莫不知九溪先生之名。”（《王文清集·叙二》）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大学教授李肖聃讲授《湘学略》，虽然当时九溪先生“遗书不行于士林，后学寡知其名姓”，但他坚称：“湖湘学业，光于中世，明清两代，彪炳四王”，将王文清与王夫之、王先谦、王闿运并称。湖南四王，各有所长，王夫之以《宋论》“识冠古今”，王闿运以《湘军志》“文追班、范”，王先谦则“注史尤多”，而王文清“集《典制大文》百四十一卷，著《读古原始》十余万言，而其《考古源流》一书，尤为毕生精力所萃”。在李教授看来，“先生拔起家乡，独治朴学，由教授而举鸿博，自中书入位纂修。经礼与于校刊，律吕又其专习。于是，有《周礼》、《仪礼》会要之作，有《仪礼》分节之编”。其“事见《皇清经解》，详于《十学薪传》”，故巡抚陈宏谋“表其闾为经学之乡，上拟郑康成通德之里”。以王九溪经学之乡而比汉代大家郑康成通德之里，可谓极高称誉，这是对王文清经学成就的高度赞扬与肯定。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贺、魏二贤《经世》垂编，而先生《典制》实开其先；邹究坤舆，左精《纪要》，而先生释地，致精水道；曾、王、二郭士礼最明，由先生开道，后进循程”（李肖聃《湘学略·九溪学略第九》）。盛赞其开启湖南晚清学术辉煌的“开道”之功。所言甚是，将王文清置于有清一代湖南学术的发展史中作整体评估，更能突显其承旧启新，开启地方学术转型之门的历史作用。

王文清的经学功底，奠定于在京城三礼馆、律吕馆任职时的熏陶与锻炼，修纂三礼，考订五代史，使得其以三礼之学为代表的经学具有精于考据的特色。而其礼学研究的着力点放在对典章制度之考证，以为时用，这又源自于湖湘经世致用的一贯传统。王文清在《考古源流自序》中云：

渔猎古典制诸书，窃叹其卷帙浩繁，东藏西库，百宝在前而不能荟萃归一，撷甚劳。乃步其源流，汇为一书，去华存实，补阙剔纷……为门二十，为卷六百二十有八，合《三通》《学海》《玉海》《元龟》《考索》《衍义》《典汇》《裨编》诸本校之，则卷帙不必全收，而要义已具是矣。（《王文清集》）

可见他于典章制度之研究，不同于专注于文字、文献或音训等考证的纯汉学研究，注意力集中在时王制度的研究，把学术考据与现实的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达到有裨实用的目的。

《考古源流》为王文清之代表作，可惜因未能刊行而丧失殆尽。所幸有节略本《考古略》一书传世，可以窥其全豹。从中可以看出王文清礼学之考据倾向。应该说，就考据学而论，他与顾炎武、阎若璩仍有差距；就礼学而论，亦不同于毛奇龄、方苞。王文清因参与《三礼义疏》的编纂，主要工作是从汉注唐疏中去梳理礼制的源流，而不是还原古礼的原貌。王氏重流变，毛奇龄等人注重考辨源头。但他对于清代湘省经学研究有“开道”的功劳，湘省学术遂以此转变，学者由“承康雍馀风，虽务博洽，而犹服膺宋儒学”，向重视经史考据之学过渡（《宁乡县志·王文清传》）。诚如清人冯开之《岳麓书院记》所言：“先生教人，不徒以文艺相尚，崇朴黜华，循礼守约。每升堂讲学，凡四书、六艺悉博采群儒绪言，衷诸至当，下及诸子百家、诗古文辞，亦喜时与商榷，俱卓然示以指归。今先生主岳麓讲席时所订学约，仍嵌于讲堂壁间。自是湖南士子，羞为八股试帖，相从于经世致用，其后曾、左、彭、胡崛起中兴，盖先生已开其先河。”（《海内嘤鸣集》）

四、九溪之学与船山之学的异同

王文清治学，光明广大，巡抚陈宏谋称“其书囊括渊博，洵为宇宙大观”，“恒于注疏外，别有心得，理精识卓，能阐发前人所未发”，因而表其乡曰“经学之乡”（陈宏谋《经学之乡碑跋》）。民国《宁乡县志》载：其“学既淹贯，践履尤严”，“著书几及千卷”，以其“征引富，考核精”，“故梅瑴成、方苞之伦，皆盛相推挹”。其高足弟子新建吕泰，“尝撰《十学薪传》若干卷，于文清学术源流，推阐至悉。……读《薪传序》，亦足窥见崖略焉”。考吕泰《十学薪传》，第一次整理其师的著述，号为“九溪学术”，分为十类：一易，二书，三诗，四礼，五乐，六春秋，七天文，八地理，九算术，十说文，蔚为大观。

王文清与王夫之，其名并列“湖南四王”，其道德文章实可相提并论。船山、九溪皆致力于经世之学，船山卒后百馀年，其遗书一刻于邓湘皋，再刻于曾国藩，而九溪著述已作星散，后进不知其名，正史不列其传，显晦迥异，遭时差隆，令人感慨不已。及至民国年间，湖南省文献委员会委员秦熏陶，以九溪故里后学，痛先生遗书之不传，遂致力搜集，著有《二王学述》、《王九溪先生年谱》诸书，以及《九溪先生著述要目》，并与九溪先生六世孙王赓猷、堃猷兄弟刊刻《九溪遗书》第一辑，又作《二王异同辨》一文，论述船山、九溪学术的三同四异：

船山承晚明王学空疏之后，独尊濂洛关闽之绪；九溪于乾隆汉学昌隆之时，笃宗朱子，其同一也。船山考订群经，著述甚富；九溪经学，名重当时，其同二也。船山修永历志，于永历死难诸臣，阐扬备至；九溪纂《湖南通志》、《长沙郡志》等，于忠孝廉节，极为关心，一字之成，千金不改，其同三也。

船山史论，议论高超，其《读通鉴论》、《宋论》诸书，卓越千古，首重华夷之辨，政事独尊儒术；九溪著《考古源流考》、《典制大义》，于古今典章制度考据甚悉。一则尚论史实，见识宏通；一则考订典章，记问渊博。如鸟双翼，各足千秋。治史之法不同，治学之方亦别，其异一也。船山治经，好为创见；九溪笃守先儒之法，惟恐或失，不敢立异鸣高。其异二也。船山于诸经，精于《周易》；九溪邃于《三礼》，其异三也。船山著述，一百五十年后邓、曾争刻，复见于人间；九溪一生精力在《考古源流考》、《典制大义》二书，因其卷帙繁重，无力付梓，吩咐子孙，迄今已散失无存，其已刻诸书，亦多为孤本，其异四也。（《湖南文献汇编》）所论诚是，当属不刊。于此同与不同，我们能够深切体会明清之际湘学发展的生气与繁荣。

王文清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为经师则“独治朴学，淹贯群籍，卓然为一代鸿儒”；为人师则“于吾楚诸儒，最为老师”（《王文清集·叙一》），“梯航后进不少，吾湘学蔀为之一开”，“成就者四百余人”，九溪之后，继者不绝，卒开晚清湖湘经学之大盛。王氏著述，卷帙近千，可惜多已散佚，“文之精者不存，存者或非其至”，因此“遗书不行于士林，后学寡知其名姓”（《湘学略·九溪学略》）。但是王文清对于清代湖南学术影响巨大，因此前有民国湖南大学李肖聃教授著《九溪学略》，今有陈代湘主编《湖湘学案》一书专列“王文清学案”，又有黄守红广泛搜罗，点校出版《王文清集》，盖为聊补先生“九泉之憾”，并为后来者了解、研究九溪经史之学提供文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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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清朝岳麓书院院长王文清

王文清（1688年-1779年），字廷鉴，号九溪、徵君，湖南宁乡铜瓦桥（今属夏铎铺高新社区）人。清代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

王文清五岁时入私塾。十岁能文。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及第。历任九溪卫学正、岳州府教授、中央三礼馆任纂修、宝庆府教授。后又荐为内阁中书兼律吕正义馆纂修，参与修撰《律吕正义》。乾隆五年（1740年），兼任经史馆校勘，参与校勘《五代史》。不久，改任三礼馆副总裁。乾隆八年（1743年），奉旨重校《五代史》。乾隆十一年（1745年），诸馆书成，铨叙第一。不久，考取御史一等第三名，从此名动天下。时任刑部尚书，其父去世，回乡服阕，王文清从此不问政事，埋心著述。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卒于乡，终年91岁。

王文清治学严谨，学生多有成就，是书院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山长之一，与王夫之、王闿运、王先谦并称清代湖南“四王”。其提出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教育培养目标，影响着后世的教育。其著有《考古源流》《锄经余草》《周礼会要》等。

传记

王文清，字廷鉴，号九溪。通经史，娴掌故，十岁能属文，十三补弟子员。督学潘某、巡抚赵某深赏之。廿六岁登贤书，遍游名山川，交海内知名士，学益进。雍正甲辰进士，补九溪卫学正，改补岳州府教授。举鸿词科赴都，充《三礼》馆篆修，次年选宝庆府教授。大学士朱某奏留篆修，授中书科中书舍人，兼《律吕正义》馆篆修，迁宗人府主事，旋调经史馆校勘。以父年老假归，四月复馆，奉上命校勘《五代史》，摘进三十四条。丙寅，诸馆书成，优叙考取御史，旋乞归养回籍。越六年，诏九卿以上各举经学一人。大学士史贻直、阿克敦、侍郎梅鼓成皆以文清名入荐，调取赴京，值父丧不赴。服阕戚友促行，戚然日：吾始仕为禄养计，今无可养，厚糈何为？且自筮仕以来，未补外职，是天假以读书缘也。再出或外补，著述不几荒乎？遂不往。惟延课子弟及聘修《志乘》，则曰：此足资吾考订也。中丞陈某施其宅曰：经学之乡。延主岳麓书院讲席六年。文清自通籍后，门下士成就者四百余人，凡名公巨卿无不折节交之，赠答诗文盈箧。所著书刊行数百卷，手录稿本共七百六十余卷，藏于家。寿九十三卒。嘉庆壬申岁，岳麓肆业生柑其主于三阁大夫祠，春秋致祭，戊辰人祀乡贤。（嘉庆二十一年《宁乡县志・人物》）
文清，康熙五十二年癸已中湖广乡试，雍正二年甲辰进士，六年补九溪卫教授，九年改岳州府教授，十二年丁艰归。乾隆元年应举博学鸿词，召试报罢，鄂尔泰等奏充《三礼》馆篆修。二年选宝庆府教授，鄂尔泰复奏留授内阁中书科中书舍人，四年迁宗人府主事兼《律吕正义》馆篆修、五年兼经史馆校勘。京师为之语曰：记不明，问文清；解不真，问维新。维新，茶陵彭尚书，时充《三礼》馆副总裁也。八年秋，假归，十一年夏，诸馆书成，铨叙第一，考取御丁史一等第三名，以父老乞养归，时年五十九。尝主玉山书院，补撰《书院志》。晚岁以未刊著述七百三十卷手稿，分授子孙珍守。祁隆四十四年卒，寿九十二。（民国三十年《宁乡县志・故事编》）

人生经历

王文清（1688—1779）字廷鉴，号九溪。宁乡（今湖南宁乡县）人。清世宋雍正二年（1724）取进士。1728年授九溪卫学正。1731年转为岳州府教授。高宗乾隆元年（1736）应试博学鸿词，未入选。大学士鄂尔泰、史贻直、阿克敦、侍郎梅钰成，以其潜心经学，术有专精而推荐为三礼馆篆修官。次年选为宝庆府教授、三礼馆总裁、大学士宋式上奏请留，改补内阁中书科中书，负责编修《律吕正义》。1739年，升宗人府主事。1740年至1745年，均兼三礼、律吕、经史诸馆职。次年诸馆分成，考御史，钦取一等三名。不久以父年老辞官还乡。1747年应长沙知府吕肃高聘，修《长沙府志》。次年春、出任“岳麓书院”山长，手订学约18条。同年于书院兼修《宁乡县志》。1749年台举经学。1754应广西布政使之聘，赴桂林课其子弟，并应得州知府之聘，修《浔州府志》。1760年，任宁乡“玉山书院”山长，补辑《玉山书院志》。次年聘主“城南书院”，未及赴任，被巡抚陈宏谋延请至署，与商政略。1764年，巡抚乔光烈承陈宏谋之意，再度邀聘为“岳麓书院”山长。同年作《学箴》9首刻于石。1772年以老（85岁）请辞归里。前后两任岳麓书院山长10余年，培养出有成就的学生数百人，为湖南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其学识渊博，贯通经籍，于《礼》研究尤深。在三礼馆任编修时，桐城派著名学者方苞对其十分尊敬。其后，湖南巡抚陈宏谋曾表其里门曰“经学之乡”。1779年卒，终年92岁。著述甚丰，存者千卷。著有《周礼会要》6卷、《仪礼分节句读》、《考古源流》628卷、《典制大文考》160卷、《历代诗汇》50卷、《考古略》8卷、《三礼图》5卷、《丧服解》10卷、《祭礼解》10卷、《乐制考》10卷、《乐津问对》4卷、《周易中旨》8卷、《阴符经发微》、《校定五代史》、《行己录》、《家训》、《治生要求》、《锄经文略》、《锄经续草》、《诗文略》等。

个人作品

著述甚丰，存者千卷。著有《周礼会要》6卷、《仪礼分节句读》、《考古源流》628卷、《典制大文考》160卷、《历代诗汇》50卷、《考古略》8卷、《三礼图》5卷、《丧服解》10卷、《祭礼解》10卷、《乐制考》10卷、《乐津问对》4卷、《周易中旨》8卷、《阴符经发微》、《校定五代史》、《行己录》、《家训》、《治生要求》、《锄经文略》、《锄经续草》、《诗文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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