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雨润吾心
读刘星《西窗法雨》有感
作者:陈宸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了解了程文超先生对于这本书的评价，从而让我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程文超先生是这样说的：“一正的西窗法雨开的是“西窗”，下的是法雨。“窗”小，“雨”也不大。开办者大约有使它“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意思。可那“雨”不仅“潜入”了“夜”也潜入了“心”。读者心里就掀起了波澜。结果，雨仍然是“细”的，雨声却大了起来，颇有些轰动效应。这些话让我对刘星老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作为一个法学入门者，我读了这本书之后让我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觉到非常的舒适。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来看，法学总是枯燥乏味的，给我们的印象停留在一条又一条枯燥的法律条文。但是刘星老师将我们印象中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成了一个又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让曾经苦口的良药变成了可口的大餐，我在不知不觉被他这种写法所吸引。他很懂得把握文章的长度，深入浅出，让人不会有饱胀感而又意犹未尽；他的文章内容丰富充实，正是验证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一句话，实在是言简意赅；他的写作手法极为巧妙，往往从趣事趣案下手，如药引般引导我进入他要论述的主题，继而叙述法学原理，带领我走进法学世界。开启我的法学大门。
（一）故事中的法律
刘星老师并不是单纯的讲述中国或者外国的故事。当他讲述西方的法律故事时总是润物细无声的给我带来有关法的知识。当苏格拉底的誓死不越狱选择为捍卫雅典法律的尊严时，选择饮毒自尽。苏格拉底的决定给后人带来无尽的讨论，这位伟大哲人的做法是否过于迂腐。当安提戈涅按照宗教的习惯埋葬了她的兄弟。当国王把她逮捕起来，问她为什么要违反法律时，安提戈涅说：“我应该服从国家的法律，但是，更应该服从高于国家法律的宗教法律。”在西方人看来，人无法摆脱世界命运的安排，但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从而选择自认为更好的法律秩序。当美国市长宣布政府将对男女同性恋者之间的长期承诺和爱护关系予以承认，同性恋者欢呼雀跃时，让少数的权利得到实现时，这说明了大多数人的喜恶不能作为个人权利的唯一的立法依据，我们也要对少数人予以尊重。这些故事逐渐增加了我对法的兴趣，也让我对法的理解上了一个新高度。
例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没有用任何晦涩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意蕴的方式，却带给了我无尽的思考。它的雨不是倾盆大雨将所有的法学知识砸向你，而恰恰是这几点及时雨，有点启蒙的思想，带给我更深层次的思考，思索着我国的法治制度的问题。我们常常会把中外法律体系进行对比。而这本书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现象，却时时启蒙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着痕迹的调动着读者的思维，去思考中国的问题。
（二）东西方的差异
东西方的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从古至今的许多因素影响着它 。首先，英国的《权利法案》，美国的《1787宪法》等宪法条文，都是西方国家运用成熟的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约束民众的违法行为。而中国历史上虽然都有法律，统治者都用过法律来约束被统治者，但是统治者自己却不在法律体系的约束之中，这是中国古代“法家”所说的法治，与西方的全法治相比历史上的中国是个“半法治”。这样“半法治”产生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总是习惯了这一套理论。但是当我读到“地理环境中的法律”时，仿佛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孟德斯鸠的“地理因素说”讲了法律不仅事实上而且应该和地理环境诸因素相适应。想来也对，中国的小农经济的基础在于中国独有的地理环境，优越的气候条件肥沃的土壤，无一不是中国产生小农经济的重要地理因素，正是在这样的地理条件影响下，中国没有像古雅典一样建立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度，也没有像古罗马一样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而是建立了符合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也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出现半法治的局面。我国的幅员辽阔使得各地都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会对人们的行为造成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我们这样一个包含不同地理环境的大国，我们的法律在讲究国家统一性的同时也应该讲究地方区域的不同性，当有些地理环境因素和民俗及习惯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更应该如此。也许这就是从某一方面来看的法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统一的要求。
除了地理环境的影响因素外，社会心理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亚当与夏娃的故事想必我们都很熟悉，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使得性觉醒，人类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般不断繁衍，一代传一代，上帝知道后将夏娃逐出伊甸园。上帝还告诉后来的人类，第一父亲和第一母亲的行为是一种罪恶，人类是由于这种罪恶出现的，所以人类的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所以，西方人相信人性是恶的，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故事。西方人以为人性恶，所以觉得教育的力量是软弱的，教育无法抑制人的犯罪倾向，因此特别喜欢用法律。中国人大多都读过《三字经》，那里面的头一句话说:人之初，性本善。尽管历史上出现了几个“法家”分子竭力“诋毁”人性，但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追随孔孟之道，喜欢把人性讲的善一点。于是孩子的启蒙读物《三字经》便有了性本善的字眼。历代的统治者皆以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他们大多认为只有做一位仁君才能名垂青史，所以大多数都是德法兼修，以德为主。所以确信教化的无边的效力，教化肯定可以使人改邪归正，于是以为法律实在是对付低下动物的低下手段。法律是一种低要求，道德是一种高要求。所以，具有强制性质的“法治”在西方日益发达，而在中国则到晚近期才慢慢有了起步。
（三）“雄辩的魅力”
在我们的印象中，律师大多能言善辩。研习法律的人，从来都是关心辩论的，仿佛辩论乃至训练得雄辩自如是法律行内的本分。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细细品味尼克松“水门事件”法律辩论的戏剧性变化，慢慢咀嚼辛普森刑事案件开庭诉讼的峰回路转，仔细感受包细亚的智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了解律师这样一个屡被文学作品痛快的社会精英符号的实际底蕴，以及其根深之所以叶茂。
辩论以至雄辩，是自古以来人类理性的一种“现场发挥”的极致。它能够调动我们的情绪、激发我们的想象，雄辩作为一种技艺，而法律中的雄辩，需要专门的术语、特殊的论证思路和具体的法律知识。但凡了解现代中国法制化进程的都知道。从前咱们的法官在法庭上，不仅要声色俱厉地向被告问这问那，而且还会以同样的方式“折腾”一番原告，就连律师都会因此冒虚汗，法官是主角几乎所有的问题由他提问由他查明。专家称其为“纠问式庭审”。这表明法官是“法庭之王”，他有着裁判的权力，更有从头到尾追问以及使案件水落石出的权力。后来中国的法学家和法律家发现“对抗制庭审”才是最吸引人的。这就意味着庭审参与者积极地挑战对方，使出浑身解数。在法庭中衣冠楚楚的律师个个“神气活现”他们颇为机智地向当事人或证人提出问题，在当事人以及证人的回答中揭示“自相矛盾”；有时旁征博引，告诉法官或旁边的陪审团“法律究竟是什么”。他们运用自己的法学知识，引用法律条文，说这条法律在这里或那里。“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当诉讼两方竭尽全力为己方的利益而攻击对方时，法官却是不露声色，他在考虑谁的证据充分，谁说的有道理，这样法官才能更为清楚纠纷的关节要害。“法庭之王”的位置从法官移向了律师，法庭的这场静悄悄的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更具有文化意义的观念革命。
除了故事法律化，中西法治不同的原因何在以及“雄辩的魅力”之外，书中还讲述了有关权力的来源，判例法，法院的审查权力，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法律的最终效力来源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对于法学初学者的我们而言，法律这栋直通云霄的摩天大楼需要我们走的路还有很长，我们阅读这本书就像是在这座摩天大楼里彷徨的游走。彷徨来自于我们渐渐产生的新思想，游走来自我们对法律的好奇。我们要走出这座摩天大楼还需要我们大量阅读法律案例和典籍，我们就是这样彷徨的游走，我们在彷徨中思索，在游走中逐渐向这座摩天大楼的顶部前进。当我们到达顶部时我们将不再彷徨，我们就可以运用在这座摩天大楼里探索到的知识为中国法治化进程做出自己的贡献，让《西窗法雨》的“雨”下到每一个人的心里，下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让每一个人感受到这“雨”，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雨”中感到如沐春风，让中国的法治化建设在这场“雨”的滋润下茁壮的成长，成长为可以为社会长治久安提供坚实根基的参天大树。让我们每个人在这颗大树下感受《西窗法雨》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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