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布鲁克斯的《第二座山》,是一部劝人行善、催人奋进的书,听书栏目把它安排在新年头一天上线,也颇符合岁末年初的立志(flag)氛围。
古往今来,劝善和劝进都是大人物才能做的事,能立德和立功之人,才有资格在道德层面立言,否则“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布鲁克斯是《纽约时报》一位人气很高的专栏作家,也是一位电视评论员,他受到美国很多精英群体的追捧。但他在上一本《品格之路》大获成功之后,却陷入了一段动荡失意的岁月,他离婚了,家人、朋友都离他而去,他在人生的谷底,看见了人之为人更根本的追求,遂完成了这部劝善之书。
在一个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劝善常常会被人嘲笑为“道德家”、“卫道士”、“站在道德制高点颐指气使”,它所导致的后果是人们渐渐以谈论道德为耻,以谈论理想主义为伪。
那么,我们的道德局面何以至此呢?人类的文明不应是朝着某种理想价值不断进步吗?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曾经那个道德至上和集体至上的时代的“拨乱反正”,个人价值在那个时代被彻底否认和打压,号召“人人皆可为尧舜”、“恨斗私字一闪念”,人的正当权利和自由被剥夺,人人都要争做纯粹的、脱离低级趣味的、道德崇高的人。那种道德文化自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它对人的合理需求的压制是残酷的,它所产生的效率也是低下的。
个人主义的崛起和盛行是对集体至上的一种反制,人们在政治观念上或许存在分歧,但在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方面却出奇的一致。但当个人主义走向极端,其后果同样严重。无论是国内学者所批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空心人”,还是布鲁克斯所揭示的普遍的心灵孤独、社会信任度下降、抑郁症泛滥、意义危机、部落主义等精神困境,都是在反映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果。
布鲁克斯不止发现了这些恶果,为社会敲响了警钟,还在婚姻、事业、信仰和社区四个层面,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称自己的方案为攀登人生的“第二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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