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项新的研究表明，通过干预人们对于科学及其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所持的强烈信仰，科学机构和组织可以增进与公众的交流以及对公众的影响。这项名为《理解公众对生物医学研究的争议：超越党派偏见，聚焦对科学和社会的信仰》的研究是由美利坚大学教授马修·尼斯比特博士（Matthew C. Nisbet）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伊斯拉·马科维兹博士（Ezra Markowitz）共同开展的，近日发表在了跨学科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根据这项研究，上述的信仰在人们形成对科学进步的看法时起到了关键作用，并最终决定他们的支持程度。
“什么造成了美国公众对于科学进步的观点的分野？政党派别和意识形态是一个轻松的答案，尤其是在最近十年来。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保守党和共和党人反科学，而自由党和民主党人支持科学。”尼斯比特说。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研究关于科学和环境的政策辩论给战略沟通造成的影响。“然而，如果我们继续以这种狭隘的方式思考公众观点，那么当政策冲突出现时，我们就会犯下错误，并且错失有效地引导公众考虑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的问题和关切的机会。”
两位研究者分析了2002年至2010年间数项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这些调查旨在更加深入地了解，在与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有关的争论中，美国公众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在选战当中、在州与州之间，围绕干细胞研究形成了壁垒森严的意见阵营，参加2004年大选的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和时任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之间亦是针锋相对，这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案例研究，使他们得以对比驱动公众观点的各个因素。
当然，政党归属、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都不是决定人们是否支持干细胞研究的最有力因素。尼斯比特和马科维兹认为，主要因素是人们对于科学的社会影响的不同理解。科学家们可以得益于将公众划分为难以用传统标准定义的4种人群，而不是仅以政治派别或者宗教信仰看待。在分析中，尼斯比特和马科维兹定义了下面几种人群：
研究者将公众划分为科学乐观主义者（蓝）、科学悲观主义者（红）、两难者（灰）、无关者（黑）。
他们在人群中占据的比例与各自对胚胎干细胞的支持情况如图所示。
“科学乐观主义者”占据了公众的三分之一。他们坚信科学和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着关联，倾向于支持大多数科学进步。乐观主义者们平均而言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境较富裕，白人比例显著高于公众总体。他们的党派划分大体平均，不过民主党比例略高。
“科学悲观主义者”大约占公众的四分之一。他们对于可能被科学家跨越的道德界限持强烈的保留态度，而且相信科学可能带来新的问题。他们最有可能反对生物医学研究和相关领域的进步。平均而言，这一人群在学业成就和收入两方面得分低得多，女性和出身于少数族裔者比例偏高。悲观主义者的党派划分是均匀的。
“两难者”占公众的大约四分之一，对待科学兼有乐观和悲观的看法。尽管从出身背景来看比较接近科学悲观主义者，他们的平均年龄却要高于其他人群。他们似乎更容易接受科学家们的争论，而且拥护强调科研好处的人。
最后，“无关者”大约占公众的15%。他们对于科学可能会如何影响社会似乎缺乏强烈的信念，由此也最易被高调的新闻报道或者政治宣传诱导而改变观点。
上述四类公众从2002年到2010年的态度变化趋势图（2009年缺乏调查数据）
当被问及“总体而言，您对使用人类胚胎干细胞的医学研究持什么态度——是强烈支持、有些支持、有些反对还是强烈反对？”
在未来的十年里，诸如体外受精、科研用人体组织，以及新型生命形式设计等生命科学的进展将造成超越党派政治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人们的关注倾向于集中在几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上，尼斯比特说，包括科学突破是促进还是破坏了社会进步、研究的开展是太谨慎还是太仓促、道德界限遭到了突破还是受到了尊重、研究是服务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以及决策所依赖的过程。
“我们运转不良的媒体系统无法充分地探讨这些问题。在有线新闻或者社交媒体中，几乎每一项复杂的争论都按照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的分野被重新阐释。”尼斯比特说，“我们需要建设能够让公众学习和投入的新民用设施，着手之处或许应该是正在开展研究的城市和州。”
尼斯比特之前针对公众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观点的研究同样揭示了，跳出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窠臼、以更加准确的方式理解公众的科学传播者能够施加更加广阔的影响。他的其他研究分析了记者及其所属机构在引导公众思考复杂政策问题时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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