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竟如此地脆弱，是在1976年的夏季二哥去世后，我刻骨地感受到了。
二哥叫子国，个子不高，微胖圆脸，笑咪咪时两只眼眯成一条缝；他爱学习，一直上到高中，是我们弟兄五个中文化最高的；爱写写画画、还会弹吉他，他画的电动小汽车图纸，就像现在满大街跑的小卧车；他用旧电线制作的收音天线，高高地矗立在我家的房顶上，他还用电线电池自制了对讲机，隔着两间屋都能听清耳机里的说话声。这在我们是很羡慕的。
二哥每个星期给我写来的薄薄的信件，大都写着让我常回家看看，把房间的卫生多搞一搞和好好学习之类的话，每封信末尾都写着一句话，今年我不回家啦。那时我已上了戏校，很少回家，他上中学一直上到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去了河南建设国防工程；所以我与他是聚少离多，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他好像一直是在说着不回家的话。这一点，后来在我母亲的口中得到了证实。
母亲说的大意是，二哥工作的地方是保密的，在深山里，没有人烟，所以风景特好，他内向好静，常常一个人旁晚坐在溪边弹吉他，再晚些到山上工友的木板房里去聊天喝酒或玩纸牌，他嫌家在市中心出来进去憋的慌，还有他想去当兵，可体检没过，好像是嫌个子矮，所以，他心里不痛快，也不愿再在家里憋着，从那时起，他的心早已在远方。
那年，二哥真的回家过年来啦，一回到家的第二天就把被烟火气熏的发黄陈旧的房顶棚纸拆撕下来，又买来大开的白纸做了白面的浆糊，桌子上落椅子一个人开始糊房顶，我在下边给他打下手递纸递浆糊，他边干边说着在工作中的趣事，逗得我几乎忘了递纸给他。到了下午四间房子都糊好了，立时房子里明晃晃地亮了起来，好像是二哥把大山里那片清朗的天空神奇地挪移到了我们家，晚上，本是黄色的灯光也霎时白亮了起来。
那天，我发现二哥常去我们院子对面的新华书店，一个白净的女服务员笑着与他说话，每次从书店回来也都夹带着几本书，晚上就在西边房里弹一会儿吉他又看一会儿书。我问二哥是不是和那个服务员好？他说，那是同学。我知道，二哥是喜欢了那个女同学的，因为说这话时，他有些激动，脸上也泛起了红蕴。
有一天那个女同学终于露面了，走进了我们家时二哥已经去世了，她到家里见母亲，哭泣着说出了她与二哥的感情，母亲请她以后多来家里玩，她却说，不会来啦，子国去了我再来只会给您带来伤心的。二哥与她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没留一丝痕迹。不过，我想她是有二哥的来信的，正如我。
就是那次，二哥当面给母亲说，明年过年就不回来啦，说的很坚决，好像冥冥之中他预感到了生命旅程的终点就在那里等他，他只是以一种母亲能接受的方式与她诀别。母亲生气地骂他叨念他：不回家啦？人家放假谁不想着回家，你小子安的什么心？二哥仍是笑眯眯地在房里擦擦桌子挪挪板凳，还少有地喂了母亲养着的三只老母鸡，像是默默地与家告别。这是我后来想起来的，也揣摩着他当时的心情。
二哥去世后，工友们从河南回来到家看母亲时讲述了那晚的情景；
黑云压在山头上了，子国站在供应科一大片木板房前，遥看着远处的天际和黑云交织在一起，风，从山的脊背上呼呼地吹下来，电话响起来，他跑过去接电话，是工程指挥打来的，让他注意天气变化，有情况立即报告。子国答应着，并说好像有大雨。工友杜志明也打来电话，约子国上山去喝酒玩牌，子国说，今天去不了啦，要看着雨天怕出事？志明不以为然地劝说赶紧来吧，这山里常下雨没什么好怕的。杜志明他们一直等着子国上山来。雨下起来了，他们觉得水慢慢地漫进了山上的木板房，这才感到大事不好啦，赶紧冲出门去，只见大雨滂沱，风中带雨，雨中带风，人都站不稳当。此时，子国大概已经给指挥报告了大雨瞒过了河溪，指挥已经开始紧急集合，杜志明他们上山的人也接到通知，立马往山下赶去。
这时，大雨伴着狂风在倾泻着。
他们跌跌怆怆下了山，看到在山底下的木板房已经被水淹半了门窗，他们喊着，隐约听到子国在房里回答声音被风雨阻挡着显得遥远和迷茫；
正在这时，山上的泥石流一泄而下，顺着河溪轰地冲下去，河溪周围所有的木板房和上游冲下来的牛羊器材一霎时被洪水夹着泥石流向山下冲去，转眼就是水的世界啦。
这股泥石流落差在两千多米，翻越断崖峭壁密林农田，冲的七零八落。
二哥是在天亮后，被搜救的人在河床里发现的，他被冲的体无完肤。双臂仍然抱着一大卷图纸，图纸外部裹着一件雨衣。大概是他从指挥部里抢出了二期工程的图纸，还没冲出木板房就被泥石流裹挟着冲下来了。
男人们的哭声越过大山，向着天际冲去，也冲淡了一个关于回不回家的话题。
五年后，我二叔和三哥从大山里把二哥的骨殖装进一个手提包里带回家来，长眠在故乡的大地上。
二哥去世后父母婉言拒绝了国家给的任何抚恤。他们说，这是天灾，国家工程损失大，国家事大个人事小，子国做了他应做的，谁也不想出事，但既然出了就面对它；你们应该改进提高预防自然灾害的意识和措施。
领导们点头称是，暗中赞成和钦佩父母作为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这是我第一次写二哥的故事，算来已有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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