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31：不祥之器，凶事之位

《道德经》31：不祥之器，凶事之位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精兵利器，是不祥的东西，明智的人们都厌恶它，所以有道的人决不会仰赖它来解决问题。君子平时安居以左为尊贵方位，用兵打仗时以右为尊贵方位。武力征伐是不祥的，不是君子处理问题的作风，迫不得已使用它时，最好恬静淡然处之。即使打了胜仗也不要大肆宣扬，打了胜仗自以为了不起大肆炫耀，便是以征伐杀人为乐的人。以杀人为乐的人，是不配得志于天下的。吉庆的事情以左为上，凶丧的事情以右为上。打仗时偏将军在左，上将军在右。其用意是带兵打仗要以丧礼的心态和机制行事。杀人太多，应该以悲悯哀怜的态度对待；打了胜仗，应该以丧礼的仪式来处置战死者。

任何真理都有一定的适用范畴，超过了一丁点儿，便有可能成为谬误。

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言外之意是说清楚自己所知与不知的边界，不超出边界去不懂装懂，才算是真正的智慧。

上海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曾经向一位命理学大师提出三个问题，表示对八字算命的质疑。一是唐山大地震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中，定然不乏八字不错者，为何会遭遇相厄运？二是“文革”期间，八字本来很好的人，为什么突然有了差别，有的不幸罹难，有的劫后重生？三是全世界同一时间出生的人那么多，八字相同，命运为什么不完全一样？

王德峰教授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两类问题，前两个问题属于一类，都是个人命运与国运之间关系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本质上是承受力的问题。那位命理学大师表示，自己算命无数 ，没有见过两个八字完全相同的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八字相同，所遇困境的类型是相同的，但人的心量有区别，同一类的困局对不同心量的人而言，感受不同。开始研究自己的命理，本质上是觉察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许多心量大的人，不认为自己遇到了问题。命理学只能就大方向上的共性问题予以归类，并不能真正推敲到每一个人的具体细节。

《道德经》同样也涉及到了类似的问题。

比如对“兵者不祥之器”的判断，便不分胜者和败者。因为，从宏观角度看，战争过后形成的民不聊生、荆棘横生局面是有目共睹的。战争双方的大量死伤是真实发生的。上天有好生之德，武力征伐违背了“好生”的大规律。所以，《道德经》认为武力用兵是不祥的，即便是精兵利器，也是不祥之器。

至于方位问题，也是类似的。《道德经》强调君子安居以左为尊贵方位，用兵以右为尊贵方位，行军打仗时“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使用的底层逻辑是“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古人念书时，按照自右向左，自上而下的顺序。今天我们贴春联，右边的为上联，左边的为下联。中国人在营宅建屋方面，讲究坐北朝南。以这样的方位安居时，左手的方位为西，右手的方位为东，中国的地理结构恰好是西高东低的。在这样的地理结构下，中国人很容易形成左主安居，右主杀伐，左谦恭有礼，右当仁不让的集体意识。

这也是《道德经》指出君子安居以左为尊贵方位，行军打仗以右为尊贵方位的缘由。《易经》有“谦受益，满招损”的断言，所以，主谦恭的左为吉位，主攻伐的右为凶位。因此，有了上将军居右、偏将军居左的规制。

精兵利器，正是不祥之器；专断于右，恰是凶事之位。不祥之器，凶事之位，还是自觉远离的好。

或许，不祥之器合居凶事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