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这首五言，在中华大地是家喻户晓，连小孩子都能背诵，算是中国古诗词中原本语言含蓄，却因为红豆意象固化而变得直白的爱情诗鼎峰之作。
红豆作为相思的信物在南朝萧太子（古诗十九首的编者）的传说中便已经开端，经过王维这首诗和民众的推波助澜，终于在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中成为爱情与相思的最高象征。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这首诗的诗题确实多，《相思》、《相思子》、《咏红荳》、还有一个就是标题中说的《江上赠李龟年》，这其中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
很抱歉，一个都跟王维没什么关系。
这首五言，在王维集的宋、元、明初和明中叶的各种版本中，根本就没有收录。
那是不是说这首诗的作者就不是王维？那倒也不是。
我们能找到距离王维时代最近的记录是唐僖宗时期范摅的《云溪友议》：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唯李龟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馀。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歌阕，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惨然。龟年唱罢，忽闷绝仆地，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殡殓，经四日乃苏。
这段文字并不复杂，我们可以看出杜甫赠诗流浪江南的李龟年的旧事。然后李龟年在采访使宴会上演唱了王维的两首诗，唱完之后，气绝四天复苏。
重要的是这段话：“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这说明“红豆生南国”这首诗是王维所作，一直在梨园中传唱，属于保留曲目。
所以这首诗是王维的应该没问题，因为这是距离那个时代最近的记载了，必然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可惜的是，文中并没有说明这首诗的题目。诗题也许有过，但是在玄宗到僖宗的这一百多年间，可能散佚了，也可能只是个无题诗。
王维这首“红豆生南国”到底是写给爱人的，还是写给友人的，包括具体的写作时间都没有定论。
而且我们还能看到，这个最早版本的诗中，不是“春来发几枝”，而是“秋来发几枝”。这种描写也是更适合红豆结子的自然规律的。
那这首诗的名字都是哪来的呢？
对唐诗的大规模整理从宋朝开始，南宋计有功编著《唐诗纪事》收录了这首诗，但是也没有题目，算是比较老实的，但是洪迈编著的《万首唐人绝句》里收录的就有名字了，叫做《相思子》。这个名字还好，毕竟唐人李匡文在《资暇集》中写过：“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
所以，这里称为《相思子》就好像我们今天用别称称《红豆》一样，算是为王维这首诗划了个类别，这就是咏物诗。
进入明朝，又不一样了。明朝的文人是最喜欢改诗的。首先是嘉靖年间刊发的王右丞集首次收入了此诗，并命名为《相思》，让这首诗从咏物诗上了一个台阶，成为一首抒情诗。然后万历年间的《唐诗类苑》又将这首诗命名为《咏红荳》，这还是在咏物诗类别。到了明末凌濛初刊发的王右丞集中，就变成了《江上赠李龟年》了。
同时，大约万历年间的《郑侯升集》中，“秋来发几枝”首次变成了“春来发几枝”。
我们得出个什么结论？这首诗是王维的，但是改动和题目并不是他的。
至于为何变成了《江上赠李龟年》，估计是凌濛初看到了杜甫的那首《江南赠李龟年》，又知道李龟年曾与王维交好，而《云溪友议》中没有这首诗的名字，其它后来版本又不让人信服，便自己凭空生造了一个。
其实《云溪友议》也是小说体，但是他离得最近，只能取信于它，不过我们知道玄宗奔四川，王维是没跟上的，李龟年逃到了江南，王维却在安禄山伪政权里坐牢和当官，以至于后来差点死在唐王朝的清算中。所以，当时那种情况是不可能《江上赠李龟年》的。而且“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也说明了这是王维旧作，所以凌濛初这一说大概率是个人臆测。
当然一定要说就是王维年轻的时候送给李龟年的，那也没办反驳，因为无据可考，但是如果根据这些东西推出王维有龙阳之好，那就未免太离谱。
至于这首《相思》的最后定名，那就是孙洙的《唐诗三百首》了，蘅塘居士选的这个名字既有咏物的意思，又有相思赠别的意思，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
从“秋来发几枝”到“春来发几枝”的改动，虽然不忠于原文，但是改出了从春到秋的时间跨度，也是深化了相思的诗意，算是改得好的，也逐渐成为了大部分人认可的版本了。
所以我们今天教小孩子的《相思》，其实是千年来文人在王维创作上的共同结果。
《江上赠李龟年》这个诗题，是最不靠谱的。
至于王维是不是真的思念李龟年，得去地下问他们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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